我想，八字辈写作人的“缺席”，不是因为“不存在”，而是被不经意地忽略了，或被某种论调某种迷思束缚了吧。
今年7月花踪颁奖礼后，龚万辉、许裕全、方路都决定来届不再参赛，曾翎龙当晚就贴文说“八九字辈要站起来了”，也许是时间点的关系，曾翎龙一句话却引来大家讨论“文学需不需要前辈让路”、“八字辈要不要站起来”的问题，我也成了激烈的抗议者之一。
众声喧哗中，林韦地建议花踪转型，曾翎龙则倡议办一本杂志，一时间火花激荡，没想到几个月后，倒是海鸥文学奖先转型了，去年底休刊的网络版《马华文学》，听说也正准备重返实体世界。
网上讨论之余，吴鑫霖〈搞不好的八字辈〉在《南洋文艺》刊登后也激起不少讨论，周瑞康、林韦地、王修捷几位八字辈写作人都在报章上有所回应/呼应，就连最近黎紫书在台湾联副谈她的世代的时候，也提到了这篇文章，正好形成有趣的对照，原来在她心目中，她与她的七字辈同代写作人，也不得不面对成就巨大的六字辈们，而感到苦闷。
8月初，蔡兴隆办“居銮再起风”，我有幸和龚万辉、庄若同台对谈，题目叫“文青时代”，刚好3人中六、七、八字辈各一人，分享了各自青少年的时代氛围，庄若也提到“字辈”的起源：1980年代初《学报》作者出版的杂志《黄色潜水艇》，首次使用“六字辈”一词，没想到就一直沿用至今。
约定俗成力量强大
这些年，大家惯用这套系统，渐成了方便的标签，就像中国的80后、90后，还有台湾几年级、几年级的称谓。也不时有人挑战，纯粹的年份切割是不是太武断？尤其80后、90后带有贬义，甚至隐含了父系姿态的暴力，韩寒、张悦然等人都相当不屑，也反对标签化，却也在这种标签中受益。
我之前曾开玩笑呼吁，不如以星座生肖或血型来划分，可是约定俗成就是如此强大的力量，于是每次论述的时候，就不得不更有意识地去妥协了。
10年前，八字辈作为文学新锐受到瞩目，2006年《蕉风》第495与496两期，连续介绍了27位八字辈年轻作者，青春活力，来势汹汹，那时候还办了一场“1726文学聚会”。2008年有人出版社出版那天晴《孤岛少年的盛夏纪事》，封底打出的文案是 “八字辈新势力涌起，盛夏国度一位孤岛少年的爱与愁。”
这种对新人蜜月期般的期待很快结束，继之是恨铁不成钢的担忧与批评。2012年木焱学长撰文谈“陈文恬现象”以及他对八字辈、九字辈诗坛后继无人的感慨。木焱和罗罗也顺势策划了“起立！行礼！九字辈新生始业礼”，活动就在新纪元学院举行，介绍新人之余，也探问了写与不写的问题。当时我也在现场，和我一起北上的林诗婷，便是木焱诘问的，得过新秀奖却又不再/鲜少写作的年轻写作人之一。
我依稀记得那时林诗婷的回应是，写作不一定要以那种形式持续。——如今咀嚼起来，意味深长。
得奖记录说明什么
对八字辈的评议，还有黄俊驎为我写序时提到的：“八字辈是要被遮蔽光芒的一代”。黄俊驎感叹八字辈生不逢时，觉得八字辈不是不好，只不过被挤压在七字辈与九字辈之间了。的确，龚万辉、许裕全、梁靖芬、曾翎龙、杨邦尼、黎紫书、陈志鸿等七字辈作家，在台湾文坛不是斩获文学奖，就是出版著作，成绩令人艳羡，而最近文笔成熟的九字辈16岁少年作者邱伟扬的出现，也让人不得不惊叹后生可畏，似乎八字辈的处境一如黄俊驎所言，相当尴尬了。
不知哪里来的蠢劲，我开始整理八字辈写作人的得奖与出版记录（注），想要用数据证明什么，当然数据也有数据的盲点，一如字辈的标签，或许我注定要白忙一场也说不定。
台湾方面，八字辈的方肯与谢明成曾获台湾中国时报散文奖；孙松清也刚获新加坡金笔奖诗歌组佳作；本地的话，单就花踪与海鸥文学奖，榜单上的八字辈就有：苏怡文、牛油小生、黄玮霜、许怡怡、陈伟哲、李宣春、吴鑫霖、周天派、方肯。嘉应散文奖、南大微型小说奖等都还没统计纳入。
出版方面，那天晴向来专心长篇小说的书写，至今已经出版4部长篇，黄玮霜的长篇《母墟》也选录在黄锦树等前辈主编的《故事总要开始：马华当代小说选2004-2012》里。整理资料后才发现，八字辈写作群出版甚丰，eL的《失去论》最近还再版了，在出版界也是难能可贵的事。清单中，八字辈题材广泛，从少年小说到诗集，光谱中各种文类都有人经营，各人文字也都走出自我风格，有作品有证据。我学识有限，就姑不深评了。只是想说，文学奖代表了什么，但其实也不代表什么，写作人可以没有奖，但不能不写。
那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代人呢？
“们”总是危险的，因为你很难定义，或是一提到“们”，一切就要变得壁垒分明了。“们”的接受排挤，是暴力的。马来西亚这么大，东马西马大不同，还有东海岸西海岸，还有南辕和北辙。我生长在新山一个普通的第三代华人移民家庭，从独中到新加坡的升学过程，肯定和不同时空地域的人有着不一样的成长经验，就像那天在“居銮再起风”之后，谢明成就说，牛油小生的文青时代与他的大不相同。赫拉克利特说恒变才是不变的道理，没有任何经验能够identical，加上主观，变数更大，如此又该如何把人群分？
我的祖父母是经历过战争的人，父母亲和他们的兄弟姐妹，赶上了战后婴儿潮，也适逢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兴起，经济的复苏，从潦倒走向小康，劳碌一生。
我是在父母、祖父母的溺爱中成长的，从不愁吃穿，更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奢侈，成为真真正正的小资产阶级。4兄弟姐妹中，我排行老三，我想，每个排行老三的成长过程，肯定就和排行老大老二的不同了，更别说是做老幺的。
我的童年，与家用电脑、网际网络、手提电话一起变革成长，但后来渐渐发现我越来越被科技产品给抛在后头，总来不及熟悉一个玩意儿就必须被淘汰重新学习，日子一天天被消磨，就连书写的媒介都如此不稳定，文字发表的空间，从论坛转换到部落格，再到社交网站，不过5、6年的时间，就连文字输入法都一直在演化，中文之星、微软输入法到谷歌拼音，格式版面剧烈流变，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耐性，心浮气躁，我曾经面对无法连线的电脑爆甩键盘，字键弹飞，最后还要满地找牙，暴躁狼狈成这个模样，乃不知有文学刊物，乃不知创作为何。
被不经意地忽略了
或许归类写作群的方式，还可以从在地政治、经济或生活方式切入吧。
如果按照字辈的脉络去看，或可很笼统地整理出一个有趣的对照：五字辈、六字辈不少有留台与旅台经验，他们与台湾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当中许多人现在都从事学术研究，从李有成、张锦忠，到钟怡雯、陈大为、黄锦树，那也是旅台马华文学备受文坛关注的开始。七字辈也有不少人留学台湾，但七字辈选择学术的并不多。
不少七字辈选择加入报社，曾翎龙、梁靖芬、黄俊驎、陈头头等都在报馆工作。七字辈更多的是生活在马来西亚，而花踪文学奖成立时，正好是七字辈写作芳华正茂的时代，遂成重要摇篮。
那么八字辈呢？成长似乎是更加纷呈的，无论留学经验，或是文学养分，文学也因为新媒体的挑战而更加弱势，整体阅读风气更低落的氛围。以我自己为例，我成长于马来西亚政治意识最压抑（茅草行动之后）的时代，从小被教育不可触碰政治，写作应该风花雪月，却也在二十多岁理想之年适逢公民意识抬头（净选盟运动之后）的潮流，或许，这些现象、议题都将体现在大家的作品之中吧。
我想，八字辈写作人的“缺席”，不是因为“不存在”，而是被不经意地忽略了，或被某种论调某种迷思束缚了吧。我没有答案，毕竟我也身在此山中，也许我们缺乏的不是八字辈的写作人，而是缺乏对作品的评论，缺乏引介之门，这也许就是为何人们格外关注文学奖的关系吧。
归途中，东北季风携雨，一路向南追袭我，把世界涂成灰色。回到家，滑开手机，一个小读者在脸书上贴了一段话，我才发现原来我在《类似过敏症的布尔乔亚之轻》第一篇散文的第一句话就如此烦躁不安地设问了：“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
原来我的不安，早在20岁那年就，蠢蠢欲动。
2015年11月19日修订
（注）名单整理可上网（http://tinyurl.com/p4tftvk）查看，欢迎指正补遗。
（南洋文艺，24/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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