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电脑，面对的是汉语拼音，总分不出没有“h”或有“h”之别。同时有些字，我是用粤语来读，如“袜”读“密”，非找字典不可。有时先有英文，再找英汉字典来翻译，总觉得找到的字眼缺少了什么。
开始写作的时侯，忘了是14还是15岁，是Form 1还是Form 2。当时我英文程度不会很高，很多新字及其意义都抄在簿子上，记得书写的笔划非常花俏。中文呢，下午的母语班，可能读了一年或两年，也可能到华联中学的夜学班读了一或两年。（忘了是从五年级开始，还是读Form 3时直接读六年级。）一开头就用中文来写作，主要可能是当时英文水准不够，但中文水准也未必好到哪儿。只是自自然然的就用中文来写，就好像自然不过的事，就如以后在先修班和大学专修英国文学，除了一篇The Sung Vase，就从来没有想到用英文来写作。用中文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更能表现出我儿时那个环境，那个世界，以及在其内生活的人群。
用粤语来念中文
既然选用中文来写作，最主要的难题就出现了：我的中文程度只有夜学的初中一，可能更低，因为年纪大了，许多年轻时会用的字汇，因心情不同，少用或不用，而忘得一干二净。有些甚至不会念了，非找字典不可。再次遇到，又再次查字典。这是不是意会着我已长大，我已更成熟？那些花拳绣腿的字眼已抛诸脑后。现在用电脑，面对的是汉语拼音，总分不出没有“h”或有“h”之别。同时有些字，我是用粤语来读，如“袜”读“密”，非找字典不可。有时先有英文，再找英汉字典来翻译，总觉得找到的字眼缺少了什么。所以写短短不上千字的随笔，也要一两天。
那为什么不趁年轻时努力搞好中文呢？就像砂拉越的梁放和麻坡的翁文豪。这两人也是英校出身。说来忏愧。那时我全部时间都花在追求我的太太。那时地球围绕着她转，之后结婚生女后，就围绕着女儿转，过后就围绕着2.6亿转。唯一的好处是我没有机会播种野燕麦，不会有陌生年轻人找上门来，叫我一声：“阿爸！”让我一惊，忙问：“你妈是谁？”现在有人叫我阿爸的，全是干儿子干女儿。
接下来的难题是：哪一种中文？黎紫书的微小说〈偷〉，提到老林小孙女的“华文老师戴头巾，穿baju kurung”，同时一位“印度老头苏里……把华语粤语说得大珠小珠落玉盘”，原来都是从他那儿偷的。为了安怃他，小孙女拿学校的习字簿来让他看，写着“我们都是一家人”可惜那个“家”字头上少了一点。我们本国的华人，是否也少了一点？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的华语，好像每10年，用法、语音等，都有所改变。如退休后，在首都做翻译，偶在小巴上遇到两位老妇女，装扮非常马来，头缠着头巾，衣着是卡拜亚和沙龙，开口说话却是道地的50年代华语，“了”说成“聊”，“和”说成“汉”等等。我到现在还猜不出她们到底从那个洞钻出来。我的华语，菊凡兄所谓的太平华语，也就是50年代的华语，还会说“撩”，但不会说“汉”。那太过刺耳。这种华语，似乎已没有人说了。过后香港泊来大量的华语片，由邵氏、国泰、长城、凤凰、金禾等制片厂摄制；那时的华语也不知是否标准。再下来，台湾华语片代替，但是越拍越烂，让香港的粤语片东山再起。好像同一个时期，有人开始推动汉语拼音，而不知从哪一个山寨冒出来的立法者，开始规范华语，以中共的马首是瞻。好些华校生都放弃本身的方言，只说华语。（讽刺的是，摇篮曲和童歌都逼的用英文的。）这个世纪，所时兴的是台湾华语，因大多有声有色的马华作家都从台湾留学回来，或仍留在台湾。台湾华语似乎掩盖了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只有大多老一辈的写实作家才会取用。现在网络通行，许多网络字眼也就被借用。所以我国的华语都拉拉杂杂的。
参杂各种方言外语
可是，这些台湾，或中国大陆或网络字眼，都不能反映马来西亚本土的实情。我们这里的“摩多”，台湾用的是“机车”，查了几本字典，我还以为潘雨桐驾着火车头在路上走动。又或方北方的〈头家门下〉喜用的“甭”，是从书面来的，想破脑袋瓜子都想不出是来自哪种方言。本地福建话应该是“免”；广东话呢，就是“黄肿脚，不消蹄”。“休克”到现在我还不明其意。不像是“瓜老衬”，而是什么“不省人事”。“土豆”又是什么呢？是我们通称的“荷兰薯”，字典叫“马铃薯”吗，还是“番薯”或“甜薯”？
我国的国情、环境、背景等等都不同。如果只采用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文字，会不会是自我设限，把作品囚禁在马来西亚的某个小小的角落里？
本国的方言群，虽来自南中国，但在中国是被省份隔开，这里则全部都混杂在一起，虽然仍有行业之分，因而有城乡之分，更有教育之分。纵使如此，有些方言是强势的，就变成在某区域里成为通行语，如北马的闽南话，中马的广府话，南马的潮州话（？）每个方言群虽然各自为政，但还是免不了有跨方言群的混杂。如“郎车”，我到最近才省悟是“人车”，福建话的“人”音为“郎”。“臭卡”原来是“臭脚”，福建话“脚”之音。而“骑楼”的“五卡基”更是马来话的kaki，变成跨族群。虽然各族群，因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的泛滥，而开始如缩头乌龟地缩入各自的族群中，但总免不了日常生活中的接触或往来，因此避免不了语言的参杂。你若细听我国华人的交谈，你也许会发现参杂各种方言、马来语以及英文。这就是我国语言的特色，万万不可以纯正的华语来替代。
由此引申出来的难题是如何找出一种文字，一种道道地地的马来西亚中文，能够表达出各个族群，各个籍贯，各个阶层人们的语言习惯。职业上的专有名词，照理是可以从网络上寻找，但那些比较草根性的呢？如汽车修理员，用词是从英语参杂马来语而来：tanki、史班那等。与政府部门交往的用词，如三万、乌供、莎拉等。
是否缺少原味原汁
另，方言大多有音无字，如我的〈玛格列〉，丈夫欲出门去酒吧，妻子抱着女儿迎他出门，叫她跟爸爸说拜拜。丈夫却叫女儿吻他，当时想不到是“锡”字，而用了sayang。黎紫书可能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不必用方言文字，可以用正统中文，但语法却是方言式的。如：来来来，吃饭先。这一来，也可以用来发表长篇大论。不过，这个方法也可能出现问题。记得第一次游中国，去的是中山和珠海。地陪是广东妹，有次要我们去完洗手间后，有对台湾来的父女，其父大声答：“我们不玩洗手间的。”台湾人和香港人都有个共同点：看不起中国大陆人。
至于是否能用英文或马来文，我的〈寻牛记〉有一大段英文引录，张永修就反对，说这不是英文小说，逼得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因而避过那个f字。可是出书时，因黄俊麟用的是我的原稿，那篇英文保留住了。该怎办呢？是否全部翻成中文，只在某些情形下才保留一两句短短的英文或马来文。如我的〈吾夫吾妻〉和〈有情人〉。前一篇我曾把几段英文书写翻译成中文，尤其有关校长退休后的生活。
这又引起另一个问题：是否缺少了原味原汁。比如说，新加坡为了消灭方言，把粤语片都录音成华语，那个味道就大打折扣。又如莫言的《红高粱》被翻成英文，那“不是省油灯”就把译者搞到一筹莫展。又比如syiok sendiri、frus!，Mat 什么什么的，自有它们不可翻译的umph！
我认为，我们要写出一篇东西，是因为我们对现实环境的反应，对其有所不满。所以我们的作品不能发生在虚无中，而文学依靠文字，因此必须对文字多多关照。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有伸缩性的文字，来包罗这一切？
（上）
（南洋文艺，17/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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