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淑芳【文学观点】
《椰子屋》的销售最初虽从校园着手，但作者的文笔与视野却不受限于校园生活，如前述那也是具有文学严肃意义的实验，简直难以想象它若坚持下去，会有的巨大潜能。到90年代，杂志也拥有更多大学生读者与作者。论内容这份杂志会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由于要在校园里售卖，诸如政治、情欲或其他政治上敏感的题材皆难以触及。诚然椰子屋本身著重于“轻”的特性，但轻也能把沉重的伤感化为抽离之后审视的忧郁，“轻”不一定不能深刻，它让人在接受沉重之余，仍能有呼吸、转圜而想象的余地。
然而，不同的杂志，有不同的性格，在文学场域互动中，宛如各司其职。犹如各色食物滋味不同。这也该是《椰子屋》发掘与培养新作者的期望。今天看来，鱼渡、郑达馨、泓平，以及无法在此一一提及的作者，都依然让人衷心感到他/她们确实才华耀眼。从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作者大都属于七字辈。稍后杂志曾停刊数年，再复出时尝改革内容，此时写作者（不少来自昔日班底，少数是后期加入的作者）的观点与文字质地都有所不同，如刘瑞兰、郑达馨等多位作者的小块文章，皆具知性。但因资金与人力问题，只零星出版几期后就停刊了。以后网络世代降临，纸本杂志更难生存，本地纸本印刷的文学杂志只余《蕉风》。如果杂志继续出版，也许仍可打开不同空间。但此刻正走向手机与虚拟的时代，是否没有空间来容纳这份“如果”？
纸本杂志存在的必要性问题
再提《椰子屋》，一方面是觉得它短暂的10年，也像是这片沙上无可避免势遭冲蚀的痕迹之一，但亦可再稍作审视，文学杂志的生存与出路———以下稍微离题，从一个地方的文学互动，或“系统”，谈养一份杂志的可能。[虽然从《椰子屋》于80、90年代对文学的观点来看，似乎显示、强调“马华文学”跟它是不同的“系统”。但“马华文学”也并非奠立于固定不变的疆域，过去没有的条件，不见得将来也会没有。]既然今日的作者队伍，“水平比往日更齐整”，那是否可以拥有多元风格的杂志存在？一份杂志的存在“势必”会对一个地区的文学系统产生意义（跨地区的流通、发表空间、“自己的杂志”），如《字花》之于香港。马华文学困难，始终要回到资源匮乏的问题；非商业性质的纯文学、艺术，得借助国家、公益或其他团体机构的赞助，才能使其空间继续营运操作。杂志的功能，虽非脸书能取代，但却仍有可能随着阅读群体的衰落、离去而消失？一个有活力的文学系统，总希望还有足够活力的文学纸本杂志来支撑。杂志若能办得好，它带来的推澜助力、曝光、讨论、议题、以及视觉和纸感质感的保存，都有无限大的可能及珍贵。不过，从另一方面想，这样的“欠缺”，所带来的效果，也可能不是不纯粹的：当写作回归至表达的需要，对沉默觉得“可以面对”的时候，就反而可以钩沉至文字与个体生命、历史时空的关系，那是属于“一”的孤寂之路，就算没有实际回报，仍持续耕耘磨练，来自内在对文字的喜爱、表达的需要。
诚然，马华文学尚不至于无回音呼应的地步。无可否认，现今我们还有《马华文学》的电子杂志以及《蕉风》，而且还得庆幸有人力负责编辑。或许你会问：为何还要再来份新的纸本杂志？如今出版困难、而且又无多少资金资源———这总让人无言。今天的文学、文化场域已经围绕着脸书聚成喧哗的平台。虽然脸书帖文的热力只能维系短暂时候、那就不断持续地重复发帖。走向电子版PDF、网路平台的形式。是否因势使然，文学阅读将成为数码化的存在，犹如电波渡越？
（南洋文艺，2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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