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黄锦树的语气，我说，黄锦树是我多年的朋友。当然，我有许多“多年的朋友”，不过，黄锦树先是“林建国的朋友”，我的朋友林建国的朋友，然后才是我的朋友。林建国是我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认识的学弟，彼时应该还没从国立清华大学文学所毕业，他的朋友祝家华则在政治大学念博士班。
1990年秋，我在台湾大学文学院念博士班，有时也结识几位同乡，例如林加乐与陈俊华，就是我在上李有成的文化理论课时认识的。
某日，俊华拿了两本台大中文系学生刊物（《新潮》与《大马青年》），说是黄锦树托他转交给我。在此之前，建国跟我提过锦树在台大念中文系。陈大为的诗集《治洪前书》则是锦树转交给我的，可见彼时他们也时有往来。又某日，我终于在《中外文学》编辑室隔壁的厕所跟锦树“他乡遇故知”了。多年以后，我还记得我跟他打招呼时他的腼腆。
后来，有一次锦树到舟山路的研一舍聊天，我回赠他一本没有封面的小说集孤本《白鸟之幻》与一本《现代诗》诗刊，因为他也写诗。那些年，建国、锦树和我，颇有一些交往，而“马华文学”则是我们的聚焦客体，共同关注对象（我以前的用词是“共图”。建国与锦树在淡江大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会议发表他们的第一篇马华文学论文时，我也与会讲评建国的论文。
有时则相约夜谈马华文学。台大外文系学妹黄锦凤编《大马青年》的“马华文化／马华文学”
时，专辑也以我们三人的马华论述为主。我编《中外文学》的马华文学专号时，建国与锦树的论文也是主力。“在台马华文学论述”的学术氛围就是在那几年营造出来的。当然，锦树也在那些年进军台湾文坛，成为冒现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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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建国在清华跟陈传兴老师写硕士论文，同时在中原大学当助教，1992年夏毕业后就到美国念博士班去了。锦树则在淡江硕士班毕业后考上清华大学的文学博士班。他在淡江期间，课余常来台大外文系旁听陈传兴的“精神分析”与李有成的文化理论课，下课后如没事就我们到台大对面喝咖啡，或吃咖哩饭，总是静静地听我们闲扯，很少谈到马华文学。锦树在忆淡江岁月的近作〈拘谨的魅力〉里头还提到那些重返台大文学院的日子，我以为他忘记了；台大对面早已换了不同的咖啡店。后来，我修毕博士班学分，告别那些每周四赶车北上然后周六深夜南归的奔驰日子；锦树继续在风城新竹上陈传兴、于治中的课。
建国还没赴美前的某日，我收到他寄来一迭《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的剪报影印本，那是禤素莱的“开庭审判马华文学”事件剪报，包括黄锦树的回应〈马华文学经点缺席〉以及陈雪风不同化名的回应与回应的回应，相当齐全。建国的资料搜集功夫一向不错。他嘱我也回应一下，我兴趣不大。
那个问题，其实不值一哂，更非关“经典”。日本人治马华文学，至少今富正巳那一脉是“正派经营”，我在1985年左右就跟他做过访谈，他并没给马华文学乱放位置，但〈开庭审判〉中舛谷锐那几位乱改他论文题目的师长则是胡说八道。舛谷锐自己后来可能近墨者黑，受了坏影响，也胡说起来了。
至于陈雪风与他的论战风格，或马华文坛的杂文传统，我一点也不陌生，那是60年代马华文学复系统里头的主流文类。
70年代中叶的“是诗非诗论战”可谓众所周知。那场论战既无聊又浪费资源，“歹戏拖棚”夹缠长达数月之久，规模远大于“马华文学经典缺席”事件，当年年少气盛的我即写了〈雪花风叶知多少〉调侃过他，不过陈雪风并没有理我，大概他不屑看《蕉风》吧，这份被他目为现代派刊物的杂志里头没有仙人掌与铁蒺藜。
不幸的是，那个杂文小传统（相对于别人的小说“大传统”），其实是我辈的文学养成的一部分。
50、60年代，南洋新邦甫建，左右对立，政治动荡，社会不安，马新华裔青年，尤其是左倾者，“在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难免想像自己是鲁迅笔下“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将更奋然而前行”的“真的猛士”。鲁迅的话是那个时代的心灵鸡汤，鲁迅的文体———小品文、杂文———是那些年文青的“典范”。小品文、杂文或随笔在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展开”，自有其“挣扎与战斗”，而在马新的“杂文的准备”，作为“匕首”与“投枪”，也早已就位，早在庄华兴某篇论文的个案《浪花》出现之前，就已“开启了马华杂文时代的序幕”了。方修与陈雪风就是典型的案例。《浪花》不过是复制北国的“文革修辞”吧了。
只不过，鲁迅的匕首与投枪冲刺的是北洋军伐治下的社会怪现状，陈雪风们却以杂文取代文学批评，以为那样的文体就是我们的“典论论文”，让年轻的后辈有了可以偷懒的“杂文的准备”，就像时下盛行的极短篇微小说，其实也是小说的偷懒。以匕首投枪的杂文取代文学论述，虽然省力，对这块“人文根基孱弱，社会科学知识暗澹的土地”（《燧火评论》发刊辞）并没有好处。我们需要“小摆设”，但更需要文学创作与评论。
锦树说他是“被选上的敌人”，但他从未视陈雪风为敌。（其实陈雪风不cosplay鲁迅时大概也没视黄锦树为敌人。）“开庭审判马华文学事件”时，黄锦树25岁，还是“不够世故”
的“青年黄锦树”，岂有骂不还口之理，但是之后彼此之间也没有个人“敌谊”。事隔多年，陈雪风和锦树都出席在金宝小镇举办的现代诗会议；在会议的某个场合，陈雪风跟众人握手，跟黄锦树握手时却不认得他就是黄锦树———那是那场现代诗会议的高潮。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陈雪风，彼时他早已不是“文艺轻骑兵”了。锦树说陈雪风过世，可视为“一种批评方式的终结”，其实那种批评方式在网络脸书出现之后就过气了。
锦树在马华文坛可能真的树敌甚多（其实我也没去算过），不过我不太记得当年他在会议场合发表批判方北方小说的论文时发生什么事。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前后，锦树和我返马参加过几次马华文学研讨会。那些年，同乡的马华文学论述渐渐学院建制化，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也借机回家省亲（不过我家人后来移居治安不安的新山，我到都门开会也不见得方便回家）。锦树评方北方事件多年以后，已故老作家的亲友似乎还耿耿于怀。其实，锦树写〈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时，已是1990年代了，当年为现实主义摇旗呐喊的北方大国文学场域经已渡过“河殇”走过“新时期”，有识之士早就“重写文学史”了。在马华文坛，锦树批判“马华现实主义”之举，不妨视之为“一种写作方式的终结”的诊断，而不是要终结“一种方式写作”。
我没有黄锦树认真处理“贫乏的马华现实主义”的使命感，我的马华小说realism的版本只是方天实践的“写实主义”，我的〈文学离散与马华文学的写实主义〉一直也没有完稿，而且处理的不是“社会现实主义”。在我成长的年代，已熟悉夏济安、叶维廉、水晶他们的新批评操作，也读过阿伦‧霍布－葛力叶他们的新小说中译，读我心仪的小说家作品（包括写实主义的契可夫）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分给“马华现实主义”小说？所以也没有像锦树那样越读越火冒三丈。是的，“不读就不会觉得被冒犯了。”那句话是我说的。
锦树这本随笔或杂文集始于“重返开端”，终于“告别‘敌人’”，都有其指称对象与彼时彼地的现场临即感。这，其实是杂文的本性。当初锦树想将这40多篇短论或小品收入现在改题为《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即将由麦田出版公司出版）的《马华文学与民族－国家》，我劝他将它们切割出来另成一卷，主要是因为文长不一，而且若干议题我也有话要说，可以借（自动请缨）写序的机会说点多余的话。不过，那已经是2013年底还是2014年初的事了。过了大半年，时间已经撤消，我已忘了当初想说什么有何杂感。于是，借用罗兰‧巴特谈摄影的话，我说，“杂文不追念往昔（杂文里毫无普鲁斯特的经验）”。
（南洋文艺，27/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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