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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有成（右）与萨依德合影 (1992年) |
我求学的年代正好是所谓大理论（grand theory）日正当中的年代。按伊格顿（Terry Eagleton）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一书中的说法，“当日常的社会或知识实践已经失灵，出现麻烦，且急需自我反省的时候，大型的理论就会出现”。大约自1970年代之后，许多重要的名字几乎同时上场，一时之间风起云涌，整个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巴赫汀、葛兰西、卢卡奇、阿多诺、班雅明、李维史陀、巴特、拉冈、阿图塞、傅柯、德希达、哈伯玛斯、克莉丝蒂娃等等可以说是人文科学许多领域里家喻户晓的名字。即使是对理论没有兴趣的人，在那个年代大概也不免会听到其中的若干名字。这是欧陆，而在英语世界，当时还有影响力日增的威廉士、詹明信、萨依德等。
这真是有趣的时代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了1920与3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和布拉格语言学派（Prague Linguistic Circle）——也许是冷战的关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对这两个理论学派的了解相当有限。当然后来我们更接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植于第三世界反帝与反殖民政治的后殖民理论。法农（Frantz Fanon）、孟密（Albert Memmi）、塞杰尔（Aimé Césaire）、桑果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詹姆士（C. L. R. James）、蓝明（George Lamming）等是另一批耳熟能详的名字。
至于霍尔、史碧娃克、峇峇等的理论则是较后来的事了。台湾的情形尤其特殊，一直到解除戒严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公开且较有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却发现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莫芙（Chantal Mouffe）等人已经在讨论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了，虽然在我们的政治社会里仍然有人沉湎于冷战时期反共的鸟笼思维中。总之，仅就理论而言，套用已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其回忆录中的话说，这真是有趣的时代。
1980年代中期，随着巴特、阿图塞、傅柯、拉冈等先后弃世，大理论其实开始日渐式微。2003年9月25日萨依德病逝纽约，2004年10月8日德希达于巴黎辞世，在象征意义上等于宣告大理论时代的结束。
大理论时代结束
有时我们可能忘了，德希达在约翰霍普京斯大学发表他那篇批评李维史陀的著名论文〈人文科学论述中的结构、符号及戏耍〉（“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Human Sciences”）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理论的确跟着我们够久了。大理论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这种规模与野心的理论也许一时再也不容易看到，有些学者如魏廉思（Jeffrey Williams）甚至认为，我们其实已经进入后理论（posttheory） 的世代。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此松一口气，从此可以不必理会理论，然后回到伊格顿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一书开头所说的“前理论的天真无邪的时代”。
理论其实已经成为我们知识传统的一部分，成为许多学术领域里必需的装备，甚至自成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理论改变了整个人文科学，也改变了我们了解文本、了解文化实践与社会现象，乃至于了解世界的方式。理论不会消失，只会以不同的面貌不断出现。
我很幸运，在我求学的阶段有机会相当系统地接触到现代理论。从大学到研究所，十几年间我在不同阶段接受不同的理论训练，从新批评到后结构主义，西方数十年的现代理论发展，全部挤压在一起轮番上阵。我记得很清楚，念大学时除了选读从伯拉图以降至新批评之前的西方理论外，现代理论的重点主要摆在新批评、心理分析（佛洛伊德与容格）及神话（原型）批评等。
以新批评而论，当时我很认真地读了些艾略特、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并且还旁及瑞恰慈（I. A. Richards）、李维思（F. R. Leavis）与燕卜荪（William Empson）。此外在上诗、小说及戏剧等文类的课时，我们还用了当时流行一时的新批评教本，包括《了解诗》（Understanding Poetry）、《了解小说》（Understanding Fiction）及《了解戏剧》（Understanding Drama）等，有理论，有演练，因此对新批评的来龙去脉相当了然。读神话批评则专注在傅莱（Northrop Frye）的著作上，特别是他那本体大思精的《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我读过不只一遍，深为他的博学所折服，因此等到写硕士论文时，我就选定神话批评作为论文的理论框架，同时还补读了坎贝尔（Joseph Campbell）、佛瑞哲（Sir James Frazer）、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等人的部分著作，也因为对神话学产生兴趣，这时才初识李维史陀。
以神话批评去处理
我的硕士论文讨论索尔贝娄（Saul Bellow）早期小说中的追寻（the quest）主题，这是神话批评的核心关怀，写得颇为得心应手，相当顺利。不过在写完第二章之后，我却有些犹豫了——倒不是没有材料可写，或者不知道怎么写。在写论文之前我已经熟读索尔贝娄的小说，深知他的每本小说各有差异，有的甚至相当复杂，关怀也不尽相同。当我把这些小说的主题浓缩为追寻，我等于把小说中许多繁复的元素都简化了。这样会不会对这些小说造成伤害？会不会忽略了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唐吉轲德》是追寻，《西游记》是追寻，《顽童流浪记》是追寻，现在索尔贝娄这些小说也是追寻，我发现，只要我以神话批评去处理，许多文本都会变成追寻。我对这些文本会否过于粗暴了呢？更重要的是，这个理论是否有什么问题，让我把复杂的文本过度化约了？
碰上理论的语言转向
论文当然最后还是如期完成，但我的疑惑仍在。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理论的危机。等到撰写博士论文时，类似的疑惑再度出现。在博士班念书阶段正好碰上理论的语言转向，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语言学派，到巴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我们尝试厘清这些理论的系谱关系。尤其读到俄国形式主义时，我惊喜不已，原来早在1920年代前后，许多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俄国形式主义者都已经有了答案。他们全心全力处理文学的内部问题，功夫远在新批评家之上，他们的雄心在建立文学研究的科学。掌握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我后来理解巴特的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帮助很大。在此同时，我还修了一整学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从〈诗大序〉一直读到清代诗学与小说评点，对中、西方的理论发展有了一些比较的认识。
（上）
（南洋文艺，1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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