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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有成（右）与詹明信合影（1990年左右） |
理论也应该教会我们反躬自省，培养我们自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批判性思考处理外在现象不难，要以之自省，甚至因此要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就未必那么容易。
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自传研究。由于理论的语言转向，学术界仿佛找到新的助力，重新激起研究自传的兴趣。当时以新的理论研究自传刚刚起步，可以挥洒的空间很大。我主要参酌巴特与德希达的理论，希望能建立一套可长可久的自传理论，然后以这套理论处理几个自传文本，包括〈五柳先生传〉、《马尔孔X自传》（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巴特论巴特》（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等。这几个文本在形式、结构及题材上可说天差地别，我故意选择这些文本测试我的自传理论。现在想起来整个论证还颇为复杂，由于语言的介入，我视书写为去中心的活动，因此意符与符意之间的关系相当武断，虽然在理论与实践上互为关连，却也未必彼此约束。这就是所谓符号的自由浮动。当时年纪轻，记性好，理论和文本也读得很熟，论文动笔后进展甚为顺利，每章大约写了50页，包括析论陶渊明那篇只有短短两百字左右的〈五柳先生传〉。
这篇论文可以反映当时理论的语言转向。我的后结构主义自传理论经过上述3个文本的考验，应该可以站得住脚。我甚至将〈桃花源记〉与〈五柳先生传〉一步步解构，使之成为貌似德希达式的文本。不过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并非没有疑虑，尤其是到了论文写作的最后阶段，我其实面临数年前撰写硕士论文时的理论危机。
我的形式主义时期
我处理的3个文本不论风格或形貌无不大异其趣，而我所仰赖的理论却有办法将这些文本一一驯服。因此我又一次反身自问：我是否把这些文本过度简化了，只见其同，而不见其异？我对待这些文本的策略会否流于粗暴？
此外我还发现，理论的语言转向使我的论文偏向形式主义。文学当然是语言的构成，但语言本身还有其他负载，我所服膺的理论对处理这个层面似乎力有未逮。在反省从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那几年所学习的理论时，我称之为我的形式主义时期，至于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那是我以后才有的体认。
那时我觉得自己迫切需要补强的是有关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其实我曾经一度对以思想史研究文学深感兴趣，还读了勒夫乔伊（Arthur Lovejoy）与史毕哲（Leo Spitzer）等的部分著作，不过后来自知自己的西方旧学根基不深，最后只好放弃。不过在修读学位的最后阶段，我已经开始接触后殖民论述，陆续阅读法农、詹姆士及早有诗名的塞杰尔，在理论方面开启了另一个窗口。
毕业后我获得一笔奖助金，到美国杜克大学进修一年。那一年我除了上课，就是躲在图书馆的小研究间看书，在知识与学习上过得非常充实。我心无旁骛，全力研读法兰克福学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去罗曼斯语学系听一位法国学者讲符号学。我记得在读符号学的历史与理论之前，我们先讨论了艾可的《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
30年前的杜克大学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尔湾校区被鼎称为理论的三大重镇，有不少成一家之言的理论家，往来拜码头的重要学者更不在少数，看多听多，我的眼界大开。这一年的学习使我在理论方面作了很大的调整，甚至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上，我的体认也与过去略有不同。这并不表示过去所学的理论一无是处，其实这些理论都是了解文学的不同路径与方式，有洞见也有盲点，有长处也有短处，是我们所累积的理论资本，也构成了我们阅读文学的传统。
理论训练批判性思考
我的粗浅体会是，理论不仅是我们掌握文学事实的工具，更重要的是，理论也训练我们的批判性思考，让我们可以比较不那么偏执，比较开放地思考文学或其他知识传统，乃至于文化与社会现象。理论也应该教会我们反躬自省，培养我们自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批判性思考处理外在现象不难，要以之自省，甚至因此要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就未必那么容易。如果像魏廉思在〈后理论世代〉（“The Posttheory Generation”）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批评方法与理论模式每隔数年就是另一番景象，那么我们要如何自处？——今年这位理论家？过几年另一位思想家？再隔几年又换一位哲学家？
在台湾大学硕、博士班授课的最初几年，我的课程都与当代文学理论有关，教学相长，确有其事，我也因此开始有意识地形塑自己的批判立场，自己可以赖以安身立命的理论。对我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到了某个年龄，我应该清楚自己在学术上要做些什么，要怎么做。换句话说，我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poetics。我思考自己关心的议题，以及处理这些议题的理论，我发现自己心仪的还是英语世界几位较具亲和关系的批评家，诸如威廉士、萨依德、詹明信、伊格顿等。他们的理论多半大处著眼，气魄恢弘，语言典雅而通透，论证往往直指核心，不只是文学的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更是理论之为文学（theory as literature）的典范。而且他们的理论立场一以贯之，一辈子坚持，没有多少改变。
我教理论课时，常以他们的重要著作为教材。那时性别研究的著作尚不算多，我有几次用了蜜蕊（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欧陆方面，我在知识与性情上则较偏好班雅明、葛兰西、阿多诺、阿图塞、克莉丝蒂娃等，上课时也不时采用他们著作的英译本。理论立场一旦形成，其他理论当然可以挑战，也可以补充或强化我的理论立场。
这几年在不同场合我常被问到理论的问题，尤其在年轻学者与研究生身上，明显可以感觉到对理论的焦虑。我也约略知道，他们心中的理论指的就是当前三几位著名哲学家的思想与观念。我不清楚这种焦虑从何而来，也可能这种焦虑不是我们的学术社群所独有。理论非常重要，我们有时也许忘了，文学内部——文类、文学史、文学影响、文学翻译等等——就有很多理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甚至帮助我们处理某些学术上或政治上的困惑。不过先决条件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自己的问题何在，才知道要求助于何种理论。学习理论最终还是为了启迪我们，帮助我们思考问题。
特定社会与历史环境的产物
理论因此有其文化的独特性。举例来说，在1980与90年代，克莉丝蒂娃一再析论陌生人的角色；德希达也反覆论证如何待客，如何悦纳异己；列维纳斯则以伦理学为其哲学基础，畅论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哈伯玛斯更主张要包容他者。这些分属于不同思想家的理论几乎同时登场，显然并非偶然，其背后是有相当实际的现实基础与伦理关怀的。他们的理论其实主要是在回应欧洲社会日益棘手的移民问题；换句话说，理论往往是特定社会与历史环境的产物。仔细想想，过去数十年所蓬勃发展的大部分理论莫非如此；就此而言，理论其实也隐含萨依德所说的现世性（worldliness），或者我念兹在兹的淑世功能。即如齐泽克、巴迪欧等的若干理论，多少也是在回应后共产主义的欧洲现实。萨依德很早就在〈旅行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一文中提醒我们，一位批评家“应该要有能力看到理论的局限，如果未加批判，未加限制地重复使用理论”，那么所谓理论的突破“很可能沦为陷阱”。当我们在某位思想家的研讨会上发现，许多论文在讨论不同的文学或文化文本时，来来去去就剩下这位思想家广为人知的几个观念，我们或许应该稍稍停下来认真想想萨依德的话。
（下）
（南洋文艺，26/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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