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写小说的人而言，知识也许具有更好玩的潜能，可能给小说带来阅读上的转折。那怕是小说里最不精准的历史碎片，都可能裹藏或承载自身对生活与记忆的痕迹。
我经常觉得语言特别有魔力，像魔术火花，比所有外在的装扮更耀眼，拥有语言天分真是让人羡慕的事。记得母亲在家人之外，并不特别会说话，镇上的其他妇女也一样。她偶而出外跟别人聊天，就把一些她觉得有意思的句子带回来。我跟别人交谈的经历亦然，那些口齿特别伶俐的人，就算态度横蛮，亦能吸引人去模仿。忘记当初这些有趣的句子是什么了，我想那些都是有些许冒险企图的语言。在小镇上，大部分人说的话都是在评价，或强调秩序。譬如孝顺、一个人怎样有用或无用，以及生产怀孕、养育孩子、各种日常的经验。大部分听来都像是来自“外边”的价值观，满斥道德意味的乏味劝戒。
隔壁邻居经营米较厂，那米较厂的机器整个白天嗡嗡地运转，家里的针车也常辘辘响。这声音像漂浮在空气中聒噪的沙铄。等到它完全静止时，就是一日将尽的黄昏，或者被列为公休日的周五了。
镇外尽是稻田，地平线一望无际。末沙曼运河流经家门前，它是在1885年从吉打州峨仑 (Gurun) 日来峰 (Gunung Jerai) 山脚下，挖至吉北区的哥打士打 (Kota Star) 以灌溉稻田。当这位州务大臣开挖运河时，吉打州仍属暹罗，所以这曾是壮观的工程。不过， 这条河对我来说并不是这些资料。你很难想像这条河从前曾经多么了不起，因为日常所见的并不伟大。它长满浮萍水草，一年到头河水浅而脏。有段时间它曾经很清澈。小时候在河边洗衣洗校鞋，大便也在那里。人们多在河边以水泥、木材和石头搭起小小的台架，方便日常洗刷。
每天早上长辈在河边洗衣时，也是小孩刚吃过早餐要大便的时候。姑姑就关照我尽量靠近岸边解决，这样排出的粪便才会沉淀河岸泥里。万一这黄金太轻，漂流到洗衣人前面，她就只好以勺子在河面上往外轻拨好送走它。到了中午(70年代那几年制水)，阿奶（我的祖母）带我们这几个孙子到河边冲凉。洁净与排泄之间如此亲密，似甚自然。这河只有雨季来时才高涨。它也是一条被慢慢疏远的河。
关于河流的命名、长度、人物名字这些资料，都是大部分人不怎感兴趣的，就连我亦不觉这些资料有趣。所感兴趣的，无非是它与自身的关系。如果历史只是资料，除了背诵以通过考试之外，它不会因此而有意义。我觉得知识不只是知道或理解，而是与存在息息相关或与情感细密联系。对写小说的人而言，知识也许具有更好玩的潜能，可能给小说带来阅读上的转折。那怕是小说里最不精准的历史碎片，都可能裹藏或承载自身对生活与记忆的痕迹。越是为人所疏忽的角落，就越好奇，就像从沙堆里找宝一样。平时听人说话，也很想知道这种或那种看法是怎样形成的。直接书写自身，其实是极焦虑的，最多只能写至某个程度而已，因为里头有极复杂的防御与辩驳，极难持平。亦怕沉湎自怜，而使体恤和观察的能力萎缩。故渐求助于小说。有时亦会希望或想像自己如何可能透过小说长成齐整。书写他人或一个看似有公共意义的故事时，这观察却往往会反弹、折射到自己身上，看见自己是在怎样的生存环境与情感脉状中生长，如此才反而能安心地写。我并不是在说一个普遍实证为正确的看法，而是怎样的人就会怎样写作。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了。
语言是桥还是隔离彼此的墙？
在与少数朋友深入的交流里，语言会惊人地翻飞诞生。然而深沉的交流很难持久，有时便觉可贵乃至依恋。由于精力有限，往往只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我想别人就会受不了。语言到底能做什么？像孤岛之间的桥吗？但它也可以是隔离彼此的墙。我不知道交流为何那么困难。它像水果的口味：有的像橘子有的像苦瓜。有时候这差异把你我拉远，有时这差异又变成一股异质所致的独特吸引。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想像一个不同的语言，就是在想像不同的生活。
到底，当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是跟谁交流呢？长久以来，就像是在跟一个抽离的我——“你”在交流。或一群复数的“你”，中间重叠着所有遇见过的人。像作梦一样，梦中的每个角色乃是自己的折射。然而这依旧非常孤独。况且这声音最初总是像幽灵那样支离破碎地盘绕，然后慢慢地才有延续的可能。我很喜欢从布伯《我与你》这本书里读到的，“让万有皆成你”：终有一日，它们将汇融成对话；或许，这是由细火文煨而成，但难道这竟会减损其作为对话之光辉？(卷1，页21)
想像确实浩瀚无边，然而“你”又不是我的想像，亦并非为满足我而存在。你是此时此刻，与我相遇交流的一个实存体。相遇就是世界对人显露的秩序，相遇就是意义。
维特斯坦曾经这么看待意义，他说，一个问题的意义就是它被回答的方式——好比爱因斯坦说，你怎么测量磁场，磁场就是什么。我想小说总是保留疑问的，它不会有答案，如此才反而是开放的，就像花朵。花会凋谢，有些问题没有答案。
（上）
（南洋文艺，5/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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