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以为这“第一个读者”指的是我的爱妻小茗，连她也以为是，其实我指的是自己。文翔，我的好朋友，他是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他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对着“nobody”倾诉他写作的原因。因为只有我能看到他所写的文字，所以我肯定这个“nobody”是我的代称。
我们用了晚餐后，小茗在洗碗碟时，我借着公事，说我今天会迟睡，叫她累了就早些休息。其实我已经打定主意，要让自己不眠。不眠是惩罚，惩罚我不该渐渐淡忘这个人，也不该再度想起这个人。我到书房去，书柜壁垒分明地摆着两种书。左边的是文学类，右边的是童书、少儿辅助读物等，左边最底一格躺着两本《永生茶居》——我以吴永生为笔名发表的文集。虽然滞销，但到中学或大专学院去给一趟讲座，就可以送出数十本，所以这些年来，拿去送人也送得只剩这两本了。此后我就不再接受邀约——其实，若非为了送书，我也不可能会去给讲座，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我在讲台上心虚的怯懦却恰好被误解为木纳内向，“能写不能说”——虽然最近有人提出了吴永生究竟能不能写的质疑——但我向来非常乐意这种误解。
我抽出一本《永生茶居》。封面上是一棵茂盛粗壮的树，树根的位置有一个拱门，仿佛走进去就是走进“永生茶居”。原本美编的设计只是这样而已，但我觉得很单薄，就叫他加上影子，调一调树的位置，但他反对，他认为照着我指定的方式去调整，会使那道阴影取代树的位置，成为实体，树本身反而会成为一个浮在前方的表象。我虽然不太懂他的意见，但基于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能够出版的书，就罕见地变得顽固起来，当时我只是认为，有道树影，看起来比较贴近现实。最后他基于尊重作者本意的工作原则，照着修改了。
我为《永生茶居》留了一个“序”，题为〈给第一个读者〉。有些人以为这“第一个读者”指的是我的爱妻小茗，连她也以为是，其实我指的是自己。文翔，我的好朋友，他是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他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对着“nobody”倾诉他写作的原因。因为只有我能看到他所写的文字，所以我肯定这个“nobody”是我的代称。我把这一段重要的文字放进序文里，作为结尾：
“正如你所知，什么都会消逝。我们惯性的反应就是用属意的抽样记忆，堆砌一个理想中的模型，然后以为这就是自己，然后拼命把这种自己留住。是以我写文章，用局部记忆来欺瞒自己，欺瞒他人，让这种美好视若存在。这种存在未必绝对真实，但我愿意相信，直到我离去之后它仍会，永生。”
因为我是文翔仅有的朋友，所以只有我有幸能看到他写作的时候。当时我问他，能不能给我看看。他说他不想在自己的文学路上留下稚嫩的足迹，所以在没有满意的作品之前是不会让人看的。但过了几天，他竟通过电邮寄了几篇接近完成的小说给我。我一读之下，大为震惊。我想不到一个和我朝夕相处的人在灵魂里藏着那么多的思索，以及伤痛。我深刻地感受到他灵魂中对世界和人生的无力感。我忽然感知自己对他的重要性，即便是他的不完美和脆弱，他也愿意让我瞧见。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我的眼泪像是脱离了我的意志，自个儿潸然而下，滋润了我心床一隅贫瘠的土地。
那个年代还不流行云端储存空间，他的习惯是把他所有的文字——未完成的作品，以及零碎的灵感，都储存在一个设定成只有作者本身才能浏览的博客，而他给了我他的帐号和密码。像是植物需索养分般地汲取，我一天一点地浏览，终于看遍他所有的文字。
他的要求很高，所有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他仍觉得不满意，认为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一直都在修改增删，没有随便完成。虽然他没有任何一篇完整的作品，但我还是觉得他是很有才华的。我根据自己在大学课程里所学的浅薄鉴赏常识，判断他的作品有公诸于世的条件，便几番鼓励他参加文学奖，或是投稿。一开始他说，等到他有满意的稿件时，才会拿去发表。后来他被我烦到了，讲了这么一句：“你再劝说我就真的生气了。”虽然他的语气很平和，但我知道自己触到了他的底线，于是不再多言。
然而，正是我知道这是他的底线，才会在他失踪3个月后，剽窃了他的笔名和作品来发表，只为妄想他能在某个角落看到这些小说后，会来质问我——当时我从没想过，这个质问可以在迟了12年，才在我的梦中出现。这12年来，他依旧渺无音讯，我却因此而踏入了文坛，恬不知耻地戴上了小说作者的假面具，甚至出版了一本小说集。
叩叩叩。小茗推开了房门。她穿着单薄的睡衣，走到书桌旁，揽住我的头颈问我怎么还不睡。那件银白色丝质睡衣是我们之间的暗号，但我没有随她到睡房去。我让她坐在书桌上，然后站起身来，抚弄她那曾被文翔誉为巧夺天工的耳朵。谁都没想过，文翔最为迷恋的这双耳朵，竟然是启开小茗深深埋抑的爱意熔浆的钥匙，可惜它置于文翔永远也碰不到的地方。那本《永生茶居》被她游移迷乱的手给碰到了，但还没时间让她拿起端详，就被人体压在身下了。
（2，待续）
(南洋文艺，26/4/2016)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