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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的梅淑贞。 | （照片提供/梅淑贞） |
张锦忠【文学观点】
梅淑贞以早慧诗人崛起马华文坛，诗风以婉约见称，但从1980年代初起，诗就写得很少了。其实她“入行”以来笔耕不辍，除了《蕉风》与《学报》之外，还在各报刊写专栏，一写就写了近50年。
1970年代初，《蕉风月刊》已历经202期革新版，牧羚奴、李苍的时代，交叠著白垚、周唤的时代，然后在那一阵子的〈风讯〉，看到梅淑贞、悄凌、赖瑞和加入编辑阵容的讯息。
那些年的《蕉风》编辑几乎都是兼职者。白垚负责印刷厂，编《蕉风》是“有事”时才上场（他自己的说法是“有事钟无艳”）。李苍、周唤、悄凌的正职是《学生周报》编辑，编余替《蕉风》选选稿件，这是“周报编辑传统”。赖瑞和、梅淑贞原是《蕉风》作者，在都门谋生，写而优则编，遂成为义务编辑。不过我不知彼时他们如何编《蕉风》，大概是休息或休假时到编辑室看稿选稿吧。牧羚奴也是义务编辑，他人在新加坡，写稿集稿译稿之后就将稿件寄到八打灵再也217路10号的蕉风编辑室。
悄凌后来到新加坡去，川谷则从彼时的南洋大学毕业回马接编已由《学生周报》改版月刊的《学报》，同时也兼编《蕉风》。彼时《蕉风》编者就他一人。《学报》另有助编重山。我就是在那个时期去《学报》社当小编。上班不久川谷就叫我也给《蕉风》看稿选稿。
日后二刊各有人事变迁。悄凌重作冯妇后又离职，从此离开《蕉风》与《学报》。有一阵子，我一人兼编二刊，幸好很快的《学报》黄学海与华世英从拉曼学院毕业了来当助编。我一人编《蕉风》太寂寞，于是请梅淑贞与紫一思加入，当义务编辑， 《蕉风》那时起又回复了5人编委的阵容。5人，就是姚拓、白垚、梅淑贞、紫一思和我。梅淑贞、紫一思能写能译，中英俱佳，淑贞更在法国文化协会上法文课，有二人相助，我编《蕉风》，不是老虎也如虎添翼。
那是1978年底的事了。在后来约有两年的时光，梅淑贞、紫一思逢休假或中午就会到217路10号的编辑室来，有时来交稿，有时打包面饭来一起吃中餐，顺便聊聊《蕉风》编务或文坛趣闻。
梅淑贞那时在《蕉风》写“人间集”专栏，在《学报》的专栏则叫“梅庐集”。“人间集”后来集结成散文集《人间集》，1985年由人间出版社出版，我在大学毕业离台前的夏天收到书，于是在热热热热的师大宿舍写了一篇长长长长的书评〈散文梅淑贞〉，“散文”是动词。论文后来分期刊在张景云编的《南洋商报》〈文会〉版。〈文会〉是那些年马华文坛最好的副刊。
《人间集》里头不少文章其实是应景之作。我们一起编《蕉风》那几年，刊物常推出专辑，有时是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时是同样羽毛的鸟刚好齐齐飞，如“散文专题”或“D.H.罗伦斯专题”，除了派作业给淑贞，请她翻译相关域外作家篇什之外，我也商请她在“人间集”专栏配合书写专题对象或课题。有些文章则是书评。有一回，白垚拿了本《梁宗岱选集》给我看，我读了见猎心喜，选了其中几篇在《蕉风》弄个小辑，并请淑贞也在该期的“人间集”专栏写梁宗岱。她似乎没有像白垚和我那么推崇梁，但还是应景写了白垚的那位培正校友。
“梅庐集”是几百字的专栏，香港作家杜杜或亦舒等“七好”最擅此道。《学生周报》早开专栏风气，月刊版《学报》更发扬光大。梅淑贞在《学报》所辟专栏题为The Stranger Series，多写“一个城里人”的小叙事。“城里人”最寂寞的时刻，是“一百万名吉隆坡人，竟然没有一个可以跟我说话”，真是情何所堪，十分存在主义。“陌生人系列”大概是在《学报》改版半月刊后改为“梅庐集”吧。日常生活理头的寻常物事“梅庐主人”信手拈来皆成妙文，文字功夫一点都不在倪小姐之下。有一阵子她在专栏介绍象征派诗人以降的法国诗人，并附从法文中译的短诗，当年的马华文坛大概她是唯一有此本事的人，可能今天还是。
后来她多写《红楼梦》，兼及“《牡丹亭》、粤、越、昆、京这些古老戏曲”。淑贞是天字第一号雪芹铁粉，对红书之熟，在马华文坛无人能出其右。《人间集》中有篇〈人间问题〉，说她读以萨·辛格的短篇〈暮年的爱情〉，“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新鲜，就像重看又重看《石头记》一般。”那是她1979年的文章。而往前推10年光景，在美好的“老60年代”，她说，“那时候我比较积极，藏书里还没有《红楼梦》”，所以什么书都读。读了许多现代主义大家小说，包括她不怎么喜欢的乔哀思与卡夫卡。在那个华语语系现代主义盛行的年代，淑贞自己也写小说，也被归入“现代派作家”行列。
不过到了1979年，淑贞“平日所看的小说除了《红楼梦》以外还是《红楼梦》”，看书的境界已臻“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了。于是梅庐主人下笔行文，言必称雪芹，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她的“梅得食”专栏有篇〈大观山日出〉，明明是叙说爬林明山事，除了石头之外，应该没有芹溪居士可以插足的余地，然而文章题目却摆明作者要这山观那园。只见该文末段峰回路转，借林明山的 “武吉八楼辣妈” 之名问道：“想出此名的人也不知曾否读过《红楼梦》？”
那当然是个修辞设问(rhetorical question)。淑贞其实旨在引领看倌走向她的文字花园那条岔路；她的“又一村”是：“霍克斯将元春的绝句‘芳园应赐大观名’译成‘So 'Prospect Garden' let its name be called’，大观园成了前景园，意思好像有点不一样。若译作Panorama Garden，那会贴切些吧？”此段话貌似离题枝节，其实是在破题，也可见淑贞将她的“天下第一书”读到滚瓜烂熟后，走到那里都见红楼。
不过淑贞以早慧诗人崛起马华文坛，诗风以婉约见称，但从1980年代初起，诗就写得很少了，那本原该在2020宏愿年出版的收入早期诗作的《梅诗集》也仅薄薄一册，其实她“入行”以来笔耕不辍，除了《蕉风》与《学报》之外，还在《椰子屋》、《中国报》（写了14年，超过百万字）、《光明日报》等报刊写专栏，一写就写了近50年，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1981年，我离开217路10号，也离开了与梅淑贞、紫一思“一起《蕉风》”的时光。《蕉风》于是进入紫一思时期，大约一年后紫一思将《蕉风》编职交给梅淑贞。等到我1985年毕业返马时，新一代才女韵儿在《蕉风》当执行编辑，协助淑贞处理编务，我后来也加入编辑阵容，直到一年后再度离马来台。对淑贞与我来说，那之后的《蕉风》岁月，早已是如此遥远的时光了。
（南洋文艺，7/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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