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枝芒的抗英战争小说

在历史与文本之间摆荡：

论金枝芒的抗英战争小说

庄华兴


在马华文学史上，金枝芒是一个身分特殊的人物。1942年新马沦陷以前，他曾在霹雳督亚冷（Tualang）同汉华文小学执教，一边从事写作，鼓吹抗日；日军撤离之后，他先后在怡保和吉隆坡的报社供职，并参与（更贴切说是引爆）了马华文学史上一场重要的文艺论争——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这时候他已经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1948年6月20日，英殖民政府为了挽救与重振其殖民政权，颁布紧急法令，决心消灭民族抵抗势力。金枝芒在事发前夕潜入森林，拿起枪杆，以实际行动投入抗英解放战争。这时候，他已是个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者。在战前马华南来作家当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从他走过的道路，结合他的言论，我们可以感知他突出的斗争理念以及贯彻始终的抗争风骨，说他是一个胆识过人的马华知识分子亦不为过。他的左倾思想以及介入马来亚独立斗争之深让他真正预知了马来亚政治气候的改变，加速催生他的本土情怀，这也突出了他与其他南来作者的不同。更进一步说，在以他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斗争之中，我们看到了马来亚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滥觞。然而，由西方学者支配或与本土权力宰制机关共谋的马来亚史学界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马华文史学界或因为政治禁忌（自我设限？），不敢苟同他激越的本土化主张而选择以阙遗待补的方式处理金这一号人物，徒使议题更形隐晦（讳），亦为往后的马华左翼文学研究预设重重障碍。
当阶级斗争碰上民族主义

《抗英战争小说选》（下称小说选）共收3个中篇，计〈督央央和他的部落〉、〈烽火中的牙拉顶〉和〈甘榜勿隆〉，分别描述了马共成员如何结合原住民、华人和马来人的力量联合抗英的故事。3篇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甘榜勿隆〉。它固然可视为共产党对马来群众的招揽策略——透过真诚打动马来农民的心，亦间接揭示其欲建立跨族群无产阶级社会的愿景。

甘榜勿隆（Kampung Belum）是霹雳河上游一个偏远的马来村落，村民纯朴、热情，但耕地和果园被英军和土匪、恶霸摧毁，农作物被抢夺，妇女惨遭蹂躏，原本平静的村子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共产党人适时出现，极力安抚村民，终赢得马来群众的信任。在协助村民开垦芭地，重建家园之际，作者对乡土作了如下美好的勾勒，除了体现作者浓厚的乡土情怀，亦透露左翼斗争对土地改革的愿景：

一眼望去，一个个小甘榜之间是一片片的果园，果园里结满了椰子、榴梿、香蕉和一些别的生果；长条的水芭，禾苗长得绿油油的，像二条绵延不绝的绿色的带子一样，镶在静静地流着的勿隆河水的两边；而在更远和更高些山坡上，是一块块的旱芭谷。现在，这些旱芭谷已经成熟了，一阵微风吹来，一片片的谷浪上闪烁着金黄的颜色。在这些金黄色的谷浪之间，苞粟早已开了花，结了子，五颜六色的苞粟须在风中飘动着；金瓜苗蔓延在地上，甘蔗林崛起在边缘。什么都在生长，什么都在成熟，什么都像幸福之神在向你招手啊！（金枝芒，2004：260。下出处同）


作为左翼作家，阶级平等是终极目标。因此在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民族主义相形之下变成了可以轻易化解的问题。金枝芒的抗英小说不无如此倾向。因此，在〈甘榜勿隆〉，我们看到其时马来民族问题并不从切实的角度进行描述，而是置于阶级斗争的天平上寻求解决。譬如在华巫冲突事件中，金枝芒就表达了他对种族关系一厢情愿的乐观：

有一个同志，父亲在抗日战争后期，死于排华党徒之手，他自己在1950年从反动的马来人手里死里逃生，他虽然不至于仇恨马来人，也像别的同志一样，在马来甘榜好好工作，可是心里总是不大相信马来人会起来革命，能和华人同志相处如一家人。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说：“是我错了！”（256）

华巫冲突固然是日军、英殖民政府和华人土匪恶霸埋下的种子，然而，在解除马来民族长期受压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是否透过社会主义斗争比民族主义斗争更直接有效呢？在遵循社会主义路线公开向殖民主义抗争与向殖民主义靠拢夺先机取得政权之间，显然的，马来人选择了后者。回顾战后初期的马来亚历史，马来人受殖民统治四百余年，无论在政治、经济与宗教各方面皆饱经蹂躏，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犹如蓄势待发的火山。加之日军极力鼓动仇华情绪以及英殖民政府长期施行的分治政策，还有战时横行无道的华裔土匪更加深了民族间的歧见，因而种族摩察与冲突事件时有所闻。但是，共产党人并未认清这个事实，战略上又深受北京影响，徒授殖民者把柄（大力宣扬共产党为华人恐怖组织，并诬指马共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终铸成无以弥补的大错，也让新村华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种族矛盾固然是客观历史因素所致，但在内部民族间的矛盾未获得疏解之前即矛头向外，实在是对问题本质的误读/判。在〈甘榜勿隆〉中，这些都间接揭示出来。

然而，若换个角度，我们发现金这篇作品相当真实地再现了马来民族的思想、风俗习惯与生活禁忌。譬如马来人行割礼、对猫的特殊感情等等的描述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金和整体共产党人的认同状况，即便在今天，很多华人对友族相关生活细节都不甚了了，或抱轻蔑态度。可见，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没有经历一定程度的转折与内化是绝对写不出那样的作品。回溯金在文艺独特性论争时期提出的纲领性宣言，我们发现他的理念和行动确实并行不悖。为了贯彻个人理念，他敢于跨界进入马来人的生活领域，进行描绘与概括，诚为一名积极的实践主义者。他善于把党人对马来亚地理形势的掌握融入小说里，无论叙述说理，结构安排，都非常老练。且看〈甘榜勿隆〉之起笔：

霹雳河，发源于吉兰丹和霹雳北部交界的崇山峻岭间，沿着马泰边境西北行不远，收容了一些支流，然后转头向南，浩浩荡荡流贯霹雳州，注入马六甲海峡。（183）

这种高度概括而又生动的描述没有娴熟的在地知识根本不容易做到，在同时期（50年代中晚期）所谓爱国主义文学中亦无法看到。在题材取择上，他写自己所熟悉的。他写阿沙（Orang Asal，原住民之意）和马来人，却不见他写印度人，虽然部队里也有印裔同志，可见他对“突入现实”的主张还是相当谨慎的。此外，其爱狠分明、疾恶如愁、刚直不屈的精神，从他作品中异常突出的叙事者声音中可以轻易感知。
 
当历史走入文本之后

就内部因素而言，小说选最引人瞩目的是作者的语言特色，客语方言在3篇小说中相当普遍，尤以〈烽火中的牙拉顶〉为最，即便篇名“牙拉顶”，也是马来地名的客语转译。无疑的，这些乡言野音在小说中发挥了强有力的感染作用。它的形象以及粗犷性赋予语言的力度、草根性、亲和性等等不是一般的规范汉语所能比拟。我们读李永平的《吉陵春秋》，这种感觉也一再浮现。否则，很难想象以李永平非北方中原籍背景将如何经营他笔下那些人物与题材。当然，一般民俗学家多把客家发祥地追溯至中原与江淮一带，但那毕竟是遥远的事，与二重边缘化（祖籍中国南方广东揭阳以及生身之地——中国南方以南的婆罗洲古晋）的李永平没什么关系。然而，我感兴趣的是，无论金枝芒或李永平，相对于正统的汉语/中文，其客语方言在小说中究竟居于什么位置？它跟汉语的关系如何，以及这种关系又如何再现——平衡文本思维世界与现实权力的关系？如果方言是作家的母语，那么正统中文岂不成了父文，一种有待批判的位置与权力象征？果真如此，我们就不得不正视方言应用的深层意义了。而金枝芒在战后初期那场论争中急欲与中国派划清界限的用心至此也算有了眉目。界限是建立在主体意识之上，虽然它让人联想到本土性。但我们以为这不应该是个问题。作为安土重迁观念下的文化存在样态，马华文学总不能永不着地，或永续漂泊－离散；而上了岸以后，总要走路。借卢卡契的话，便是“航行结束，道路开始”。金枝芒的实践便是开道，后人愿意不愿意续程走下去，或另辟蹊径，都无所谓，重要的那是一条向内纵深开发的陆路，不再是祖辈曾经走过的水路，借金枝芒的话，就是“手执报纸，眼望天外”。

金枝芒的主体性认知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佐证——父文母语的分工、交融，甚至对峙与抗衡，由此终于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结构。当然，其独特性自是不见容于精纯中文的。但回头想想，杂质中文（这不能等同于破中文）也没什么不妥，它反而让我们认清中文的不限与局限，以及纯粹性语言与思想意识的互通与共谋。当年大陆刚对外开放时，我们读大陆书籍那种强烈的隔阂感不仅源自那全新的语言习惯，更多的是其意识形态修辞使然，但往后看多了竟也“没了感觉”。

虽然相隔近半个世纪，但今天我们读金枝芒的作品，那种隔阂感却不存在。关键是我们和金处于一个类似的时代。金南来后即融入本土，而我们拜环球化趋势所赐以及网络通行之便，亦接上祖辈故土不久。因此，我们对金的小说语言并不陌生，那种因时空交替的错置而产生的熟悉感，让我们轻易地就能进入了金的语言世界。兹拈数例，请注意汉语和华文或方言俗语的交合，以及用语的鲜活：

1、这一天，我和金祥同志是躲在娘娘山上的，原想在那里一枪狙击一个敌人，可是，敌兵太多了，娘娘山又不过是一个孤山，白天开了枪给敌人搜索上来，是插了翅膀也飞不走的，于是我们等着晚上来做它的世界。（99）


2、牙拉顶的群众是吃过了敌人的不少苦头的，他们害怕再发生不幸的惨事，所以把东西交给民运同志的时候，千叮万嘱的说：“千祈不好写下我的名字呀！”（153）


3、可怜的甘榜勿隆的农民，经过一年的日晒雨淋的劳动，像神佛那么的供奉那批人十头八天之后，就再也不能不饿肚子了。（186）


4、箍了藤又像人们尖柴一样，用一条条的尖木当作楔子尖下去。可怜这些年老的妇女，一再昏死过去。（190）


5、椰树林下已经长起了浓密的矮青，快要变成大芭了，这就使椰树得不到足够的肥料，椰子越打越小。越打越少了。（248）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有些仅仅是客语词汇的嫁接，有者则不是单纯的词汇嫁接可以解释，譬如第一例便是。但我们仍然要问：金为什么选择/保留客语或方言？部队里的通行语——客语或许是关键因素。马共在创党之初，党员以琼籍和客籍人士居多，后来广西籍也不少。由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琼客两籍饱受殖民政府剥削，因而倾向诉诸革命手段。不难想象，金枝芒的读者正是这些同志以及大部分在森林边缘务农的客家群众与民运成员。小说语言的浅白和平民化正是建立在这个群众/社会基础上的。
 
作为一种功能文学（Functional Literature），金枝芒这些作品无非具有非常强烈的煽动性，尤见于其对语言的操控、情节安排与细节处理之上。当然，这与革命文学的任务是一致的。煽动性注重情绪操持，以达到写作目的。〈甘榜勿隆〉有下列这么一个例子：


甘榜勿隆在开辟的时候，以及在开辟的初期，是完全依靠劳动农民自己的血汗的。殖民统治者不但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甚至连有了一个甘榜勿隆它都不知道。但是，其后当知道在勿隆河边有了甘榜了，就马上来建立它的殖民政权。这种殖民政权非常突出地表现了英帝殖民统治的本质。它除了榨取剥削以外，自始至终没有给甘榜勿隆人民丝毫的好处，甚至没有在甘榜勿隆做过任何一件即便是旨在欺骗人民的福利事业。这种剥削是残酷的，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185）

在〈烽火中牙垃顶〉，相类的叙述亦相当有感染力：

年轻的妇女兽兵要强奸，四五十岁的老太婆兽兵也要强奸；月经来潮的妇女也一样要强奸，甚至，强奸后弄得一身满手是血了，就嘻嘻哈哈地到河中去洗。同志们，请你们回答我：“这是不是连禽兽都不如的东西！”

在叙事层面，3篇作品都是以共产党人的叙事角度铺陈，明显的，叙述（tell）多演示（show）少，因此免不了予人一种过度操控叙事的感觉。证之3篇作品，故事中群众的面貌并不明晰，内心的描述更付之阙如。易言之，作者对群众的深描几乎空白，除了在〈烽火中的牙拉顶〉对阿云嫂的描写比较生动、突出以外，其他都是沉默的一群。可以说，作者在塑造典型人物方面交了白卷，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左翼－普罗文学所强调的整体性仍不免有一段距离。我以为，如果作者能从群众的角度铺陈叙事，小说的感染力当更强烈，相应的，艺术性也自然提升了。据此多少让我们看到左翼斗争失败的可能因素。马共的武装斗争一方面非常仰赖群众的支持（包括情报、物资、药品、粮食等各方面），但对群众心理的掌握却非常欠缺，因而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自然就显得略为保守，或缺乏弹性。此外，华人在经历了日据时期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后，普遍上都渴望过和平、安定的日子。他们对殖民主义者的剥削或迫害纵有不满和厌恨，然而，是否都毫不保留，认同武装斗争策略呢？另一方面，马共的武装斗争受历史情势与人为因素所迫，终战无期，与独立前相比，其斗争离群众愈远，凡此种种在金枝芒的小说结构、读者对象与小说视野上都有轨迹可寻。

小结

金枝芒在参与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时曾强调从“此时此地”撷取题材，证之于他的抗英小说，他的确作了一个良好的示范。在〈甘榜勿隆〉，更体现了他对马来民族风俗的熟稔，写来自然而引人入胜，没有丝毫造作。这自然是拜他对周遭事物敏锐、细致的观察所致，间接也揭示他对斯土深厚的感情。作为马华文学之一员，金的抗英战争小说堪称左翼文学的代表作。他对现实的逼视，对理念的一以贯之都是写实主义的一个典范。就历史层面而言，抗英小说不仅唤醒了大马华族被迫遗忘的集体记忆，也是对历史真相一个最有力的反证。

此文行将收笔时读到马来退伍军人强烈抗议陈平及其追随者入禀法庭要求准许回国定居的新闻，随之有关方面宣布即将在主流媒体播放马共“恐怖行为”的纪录片片断，以及吉兰丹彭哥兰仄巴第八步兵旅于3月14日推出史著《双溪斯摩战役》（PertempuranSungaiSemur），明显地是要从共产党人手中夺回在欧罗斯摩战役中大败的诠释权。之前新闻部某当权人物兼前锋报前总编辑更在紧接在《陈平－我方的历史》之后推出他在报章上发表的时评集，其中几篇明枪暗箭针对马共，看来有关方面的文宣攻势已掀开序幕，一个新兴国家在建国史的诠释在独立后近半个世纪后才正式浮上台面，可以想见之前的言论宰制之一斑。由是观之，金枝芒的抗英战争小说就显得特别有意思。它不仅为文本找到坚实的言说基础，更为活在当下的人们提供另一个历史参照系。

历史终于苏醒，在争相说话了，读者还能沉睡吗？



参考文献：


陈平口述；伊恩沃德、诺玛米拉佛洛尔撰；方山等译（2004）《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金枝芒著，方山编（2004）《人民文学家金枝芒抗英战争小说选》。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庄华兴（2004）〈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主体性论述的开展及其本质〉。淡江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办，2004年台湾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年度研讨会论文。


Short, Anthony H.,“Nationalism and Emergency in Malaya”in Michael Leifered.(1970).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Evolutionin South-east Asia. U.S : Centre for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ull.


注释：


3篇作品虽融合了金枝芒的个人亲身经历，但情结结构大都结合部队战士的笔记与口述，再由金整理编撰，可谓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左翼文学对整体性（totality）的要求——不仅仅是客观历史的整体性，也是主观行动的整体性。


按方山先生接受访问表示，马共的文艺观基本上是结合了浪漫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与刻板的照相式写实不同。他举金枝芒的长篇《饥饿》为例，虽然小说结尾如实地描述了当时部队自丹吡边区朝马泰边境迁移时面对饥饿与官兵攻击等种种惨况，深刻打击整体士气，但在70年代内部的新方针之下，金的处理方式被认为与新现实主义路线相抵触，不免被提出检讨。金认同党内意见，但由于事忙，特请中国大陆某著名作家朋友协助修订，结果本土特色尽失，金后来亲自修订。故《饥饿》至少有两个版本。
 
 
（原载南洋文艺，分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