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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有成两个版本的《他者》。 |
这些例证背后所透露的是某些人在面对他者时所仰赖的生物政治——否定他者，围堵他者，羞辱他者，驱逐他者，甚至终结他者的生命。反讽的是，这样的生物政治却是为了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消除他者即是消除对自己生存的威胁。
《他者》一书出版于2012年，是我所构思的他者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离散》也已在2013年出版。第三部《记忆》预计明年（2015）可以面世。我陆陆续续撰写这三部曲，前后花了约20年时间，当然这20年间我还从事别的研究，也出版了别的着作，只是这三部曲长期深藏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希望明年全部出齐后，我可以放下心中的悬念，着手其他的写作计划。
这三部曲各书的章节并不是按序次第完成的，而是写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合，最后重新修订，整理，编辑成书，写作过程颇为曲折，因此才会延宕多年，而在最近几年内陆续出版。
这里只谈三部曲的第一部《他者》。
《他者》一书封底有一段我所撰写的文字，可以简略统摄全书的重要关怀：这本书以论证他者的历史重要性开始，接着分析影像文化与文学中所透露的对他者的恐惧、排拒与迫害。其余的章节则析论与他者身分密切相关的若干议题，包括全球化、后现代战争、跨文化现象等。这本书所处理的文化文本与事证也说明了，环绕着他者的议题虽然古老，但却并不过时，从《圣经》的故事到今天仍然在我们身边不时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他者与其相关的文化议题始终盘据着我们的文化想像。作者相信，在一个仍然充满偏见、无知与仇恨的世界里，如何面对他者，了解他者，承认他者，悦纳他者，视他者为自我的映照，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伦理问题。
诚然，环绕着他者的议题相当古老，不过在当代欧陆的哲学思考中，他者仍然是个热门而迫切的议题。正如我在本书的〈绪论〉中所指出的，“早在1980与90年代，克莉丝蒂娃（JuliaKristeva）就一再析论陌生人的角色；德希达（Jacques
Derrida）也反覆讨论如何待客，如何悦纳异己；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则以伦理学为其哲学重心，畅论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哈贝玛斯（Jürgen Habermas）更主张要包容他者。
这些论述或思想之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应该有相当实际的现实基础与伦理关怀。”
这里所说的现实基础与伦理关怀并非无的放矢，其实涉及欧洲社会近20、30年来所面对的移民问题。尤其近年来因为经济不振，失业率高，在束手无策之余，有些人———特别是政治人物———就开始寻找代罪羔羊，首当其冲的就是各国的客工与移民。各种形式的反移民活动因此时有所闻，各国以反移民为号召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与新纳粹主义运动也应运而起。反移民所具现的排外恐惧说明了法西斯主义的阴魂仍然潜伏在某些人心中，并未形消于无。历史血泪斑斑，殷鉴不远，许多思想家忧心忡忡，因此才会几乎同时纷纷著书立说，以各种论述尝试打开困境。
这本书并未从这些思想家的理论说起，理由很简单。其一是，台湾学术界对他们的理论并不陌生。以德希达而论，早在2006年，我与国立清华大学傅士珍教授即为《中外文学》客座主编了一期专号，题为〈论悦纳异己〉（第34卷第8期），其中不少论文都涉及德希达所论的待客之道（hospitality）。此外，2007年《中外文学》也推出了由国立成功大学赖俊雄教授所客座主编的〈列维纳斯专辑〉（第36卷第4期）。
其二是，倘若我需要这些思想家在理论上为我铺路，即使他们的理论已经广为人知，我恐怕还是会在〈绪论〉中转述他们的理论的。只不过他们的理论各有重心，需要广泛协商与疏通，而且未必契合当下我所规划的议程，我希望我的〈绪论〉能够以实例说明我的议程的重要性，以及这些议程的政治与伦理意义。因此只有在书中各章节的论证过程中，我偶而会技巧地引述若干西方思想家的观点作为理论上的佐证。我期望《他者》全书更多的是我自己的想法与发现。
我在〈绪论〉中列举了几个大家记忆犹新的实例，特别是2003年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与法国萨科奇（Nicolas
Sarkozy）政权驱逐境内罗姆人（the
Roma，即俗称的吉普赛人）的事件。这些例证背后所透露的是某些人在面对他者时所仰赖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否定他者，围堵他者，羞辱他者，驱逐他者，甚至终结他者的生命。反讽的是，这样的生物政治却是为了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消除他者即是消除对自己生存的威胁。所有的修辞包装在层层剥开之后，最后只剩下自私的、原始的生存欲望。只是欲望是真的，威胁并不一定。
这样的论证隐约涉及黑格尔哲学中欲望与承认的问题。用批评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脆危生命：伤悼与暴力的力量》（Precarious Life:The Power ofMourning and
Violence）一书中的话说：“欲望一方面否定他者的他者性（即：因为他者的结构和我的相似，占据了我的地盘，威胁了我的单一存在），另一方面则又处于这样的一个困境：它需要那个他者，又害怕自己成为那个他者，被那个他者所攫取。”
换句话说，欲望与承认界定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自我虽然在他者身上看到自己，却又深感受到威胁，因此必须否定他者，而否定的形式与方法很多，从反移民到入侵伊拉克，比比皆是，只是否定的程度不同而已。为抵拒或反抗对他者的否定，巴特勒因此提到承认的重要性。承认在英、美学术界其实是老议题，从1990年代初泰勒（Charles
Taylor）阐述承认的政治开始，学术界对这个议题已经有不少的讨论；巴特勒则把这个议题进一步带到另一个面向，要我们承认生命脆危，承认对他者的责任与义务。
以2003年美、英强权入侵伊拉克，以及这些年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无情屠杀为例，显然这些好战的人相信，生命虽然脆危，但是轻重仍然有别：有些人的生命特别脆危，有些人的不那么脆危；把生命的脆危性放大或缩小，无异于决定何者为可活的生命，何者为不可活的生命。
如果我们相信众生平等，相信生命的珍贵，我们就必须拒绝这样的想法或理念。不论自我或他者，没有任何人的生命比其他人的价值较高或者较低。生命需要条件，才能成为可活的生命，而创造与维护这些条件，无疑是我们的政治责任与伦理决定。
（南洋文艺，3/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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