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0日星期二

我写《他者》(下)

李有成【文学观点】


《他者》全书粗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4章,总题为“想像他者”。我以《圣经》、电影及文学的若干文本介入,分别论证不同他者的重要性,同时以某些实例勾勒他者的悲剧命运———尤其是许多政治他者与第三世界他者,不幸都被迫必须面对这样的悲剧命运。

第一章刻意重读《旧约‧路得记》(Ruth),主要是因为我有感于社会上对外籍配偶的歧视与偏见。这些歧视与偏见非仅存在于一般社会与文化之中,也存在于建制性的立法与行政当中。这一章尝试以嫁入以色列的摩押(Moab)女子路得为例,析论以待客之道悦纳他者的重要性。路得以外邦女子的身分嫁以色列人为妻,成为以色列人的母亲,竟影响了往后以色列的历史发展与王权系谱的传承,以及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合发展,因为后来一统以色列的《旧约‧诗篇》(Psalms)的主要作者大卫王就是路得的曾孙。

《新约‧马太福音》有这样的记载:“由大卫到放逐巴比伦,有14个世代,由放逐巴比伦到基督,有14个世代。”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外邦女子路得,就不会有大卫,没有大卫,当然也不会有28个世代之后的耶稣基督;换言之,没有路得,以色列的历史文化必须改写,世界宗教历史也会很不一样。我的结论是:“能不善待外邦人,尤其是外邦女子?”

第二章主要在反省与批判19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是冷战初期美国政治右翼赖以迫害政治他者的意识形态利器,影艺界株连甚广。麦卡锡主义的时代虽已远去,但其幽灵仍然潜存在某些人内心见不到阳光的角落,随时会被召唤显现。所有贴标签、扣帽子之类的政治与文化的猎巫行为只是麦卡锡主义的缩影,反映的是社会上某些人的思想怠惰与心灵闭塞。

第三章则以科幻电影《异形》(Alien)为例,探讨在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下他者的命运,影片中的异形在某种意义上具现了资本帝国对第三世界他者的觊觎与恐惧。影片显然在寓意上有意批判资本帝国的贪婪与无穷欲望,以及此贪婪与欲望背后对他者的焦虑不安。

第四章延续上述的议题,试图以晚近的创伤与伤悼理论析论莫欣‧哈密(Mohsin Hamid)的后九一一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Reluctant Fundamentalist)中所隐含的政治寓意。这一章旨在描述与检讨美国的帝国本质,批判美国如何夹其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力量,以资本帝国的暴力为第三世界他者带来苦难与悲剧。

第二部分总题为“跨文化想像”。这一部分共有3章,整个议题转到与他者身分相关的若干文化问题。第五章接续上一章的讨论,分析后现代战争何以是虚拟化与电玩化的战争,我认为这样的战争是“场面多于资讯、拟仿多于真实、拟像多于指涉”,因此在晚近的战争中死伤的平民百姓竟彷佛沦为“隐形的他者”,既看不见敌人,甚至也不知伤亡从何而来。

第六章延续第五章的议题,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论证文化帝国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同质化的危机,以及本土文化对此现象可能的抗拒与修正。

最后一章则把上一章的讨论推向跨国文化研究的问题。我在这一章里尝试以性质与形貌互异的两个文化文本———李安的《卧虎藏龙》与非裔美国人的饶舌歌曲———析论跨文化转向如何改变与改造文化生产。在全球流动的脉络下,我们显然急需“活泼开放地描述文化的新视野与新方法”。跨文化的了解与研究因此相当重要。

在我的构思中,《他者》应该是一部饶富省思与批判性的书,我的主要指涉是文学与文化,全书的论证清楚反映了我的学术信念,那就是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淑世功能。我希望透过对某些文学与文化文本的分析,对若干文学与文化议题的论证,思考他者的角色与跨国资本主义下跟他者文化相关的问题。当然我也希望我的思考能够扣紧当代的历史现实。就这一点而论,《他者》的写作其实是出于日本中国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所说的亚洲感情的。沟口指的是那种“期盼能够摆脱歧视和偏见以获取自由的人类的共同心理,那种要在人世间消除压迫与被压迫结构的决心”。

《他者》如果有任何政治议程,这个议程倒是与沟口所说的亚洲感情若合符节的。就现实面而言,就像我在〈自序〉中所指出的,“我们的社会对亚洲———至少一大部分的亚洲———是存有偏见的,因此对来自亚洲某些国家的外籍配偶与外籍劳工的歧视与剥削时有所闻。这些歧视与剥削甚至构成了人权问题,除了少数学者关心之外,我们的政治社会似乎并不以为意。同为亚洲人,我们对伊拉克与阿富汗人民在帝国强权下的遭遇也视若无睹,从来不发一语。”就这一点来说,《他者》一书的部分议程———特别是第一部分———其实是对这些现象的间接回应。简单言之,这本书有意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根本厘清问题的症结。再用我在〈自序〉中的话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一个过度膨胀的自我往往只看到自己而无法正视他者的存在。”小至个人,大至大国强权,莫不如此。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者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可以牺牲。”

我们对他者和他者的文化其实都肩负着伦理责任,而这些责任可以说源于众生平等的理念。
在结束《离散》一书时,我说:“学术其实也可以多一些悲悯与包容。”这也正是《他者》一书背后隐然若现的重要关怀。

(南洋文艺,1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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