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目前的资料而言，〈麻河静立〉可被视为马华第一首已脱胎已换骨的新诗，即现代诗；而〈石狮子〉则是已脱胎尚未换骨，且比较接近豆干体的新诗。
近读温任平刊于《南洋文艺》（14/7/2015）追悼白垚的大作，以及他和陈应德在2009年的对话，感触良多。对话乃围绕着威北华的〈石狮子〉和白垚 的〈麻河静立〉两首诗作的风骚位序。两诗的位序可以对比的层面有三：发表时序、诗作的属性、同道的认可程度。温任平虽已就这三层面作过诠释和辩护，似仍留下补注之余地：之一，其谓今朝看〈麻河静立〉，它已非杰作 （或是指同类佳作已不稀故不贵？）。之二，其认知是旧、新诗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诗作只有一种（或应是多种？在谈的已是其中两种）。
所论甚善，以下所草，既多拾其牙慧，即是注脚。惜注脚未必佳。
现代诗演化的脉络
两诗作发表之时间及地域是地道的马华，故不拟多着墨。但两诗作的属性，和同道的认可，其争议的空间却可以很大。
新诗本泛指应用白话所撰写的诗作，以别于用文言文撰写，且必严格遵循平仄押韵的旧体诗。值得注意的是，从旧体诗演变至现代诗的过程，并不是一蹴即成的，也不是单方向的。
在1919年新化运动之前，健将之一的胡适已于1911至1917年间用白话写过不同类属的新诗，如〈黄蝴蝶〉、〈老鸦〉，之后的〈兰花草〉（1921），以及〈也是微云〉（1925），都应被称为白话诗。随后，徐志摩的〈偶然〉（1926），和戴望舒的〈雨巷〉（1927），才算落实了现代诗的概念。
若接受此演化的途径，则白话诗（多不押陨），包括“豆干体”（押语体韵），会是在形式演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或变异体。不过，诗之所以为诗，不论新旧，诗质必得充沛。释放的诗质量高，标示了个人抽象能力的优越，如“盗火者”、“走入无我”。反之，低者则较倾向采用集体象征，如“秋天的渔家”、“东方红太阳”、“铁蹄下的歌女”等。它们都另有名堂的，且略去。
同理相伸，当新旧诗在演变的过程中，亦会因作者把诗质当催化剂注入散文，或反方向催化，而催生了以诗入散文和以散文入诗的另两种变异文体。
这个演化过程，无独有偶，也在1950年代的脐带南洋酝酿着。
清末黄公度（遵宪）以文言散文格局来写诗，避免了文字应用的过度严谨和凝缩。民国战乱年代的“人民诗人”何其芳，则在其白话散文里注入诗质，文字应用便趋于简洁，可使之读来朗朗上口。在风格上，威北华似乎更接近后者。
在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时段，激发中国国内的爱国和后庭花歌曲大量出笼，以至于覆盖了抒情的新诗。爱国歌曲者，包括有国际共产歌、抗日歌、反殖民歌、反法西斯歌，尤其是红歌，曲目数量绝对上千。原则上，歌曲都有歌词，其争议之处是：歌词具有多少诗质？其实，不少歌词是非常优美的，既富有意境，诗质也甚丰。
给《大江东去》、《满江红》、《木兰词》等歌曲所填的古诗辞赋，其诗质的丰富，当无争议。以白话来抒情的曲目，此时也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如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1926）、廖尚果（笔名青主）的《我住长江头》（1929）、罗家伦的《玉门出塞》（1938）等，便是好例子。
除了那些流行于中国国内的爱国红歌，由本地左翼诗人填词、富有本地色彩的，也有百多首。可在本地出版的期刊《火炬》和《新青年》找到歌词的有《裕廊河之歌》、《树胶花开》、《马六甲大队歌》等。多产填词人有杨励（陈杨洁）、怀鹰（莫泽熙）、林慕海等。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少诗人避难到台、港，结合了土生诗人所形成的文化动力，如汹涌波涛，一泻千里。由于他们多服务于教育与新闻界，对各地诗坛，包括马华的，必有一定的影响。当时马华文坛比较熟悉的便有罗门、叶珊、痖弦、周梦蝶、锺鼎文、覃子豪、郑愁予、余光中、力匡等。
让我们回到诗作发表时序与相关的问题。撰写过博士论文的同道，必知道其研究的第一关是回顾所有的相关文献。有关的学者，是否都已“坚壁清野”后才选出1952 到1959 的两首诗作呢？至少，1940至50年代本地报章、文艺杂志、和尚存的油印本所刊登过的诗作，回顾了吗？此外，流行于1940至50的马新的爱国歌曲，也是否应给了一个交代？
创始与倡导
在西方学界，同时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难计其数；但执牛耳的，多是其著作被高频次数引述的那些。当年与高锟同时在进行有关光纤研究的学者数以百计，甚至比他早的也不少。争议自然产生，以至诺贝尔科学奖，及“光纤之父”的荣誉，久悬未定。后因其研究结果被同行引述的次数庞大，最终受到国际肯定致脱颖而出。
中国清末的反帝制活动，根据各方史载，绝不止孙中山一人，或他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国民政府在1912年所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便有以孙中山和以袁世凯肖像分别但同时发行的两种。众所周知，该时真正拥有海陆军队和重型武器的是北洋袁世凯。
陈瑞献 （牧羚奴）曾被梁明广称为新加坡现代诗的创始人，亦是倡导人。事缘在1960年代诗人翻译的一首外国诗作，已引起骚动。他后来于1964年撰写了诗篇〈巨人〉，便敞开新加坡文坛现代诗之门。另一首同名的则撰于1967年。
他们算是许多同类的科学与新思维的创始者之一，虽确立一尊的是临门一脚，却也须获得同道的持续的认可。例子之一是科学界引用高锟的论文的巨大数量。之二是孙中山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直到1925年逝世时，对革命事业从不间断。其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可证之。往后数十年，革命同志仍是“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陈瑞献写好〈巨人〉后，并没从此烟火断绝。根据梁明广所述，瑞献的诗作引发了许多华文现代诗纷纷投下新诗苗：“新华现代派诗艺，遂逐渐开花结果。到了陈瑞献的诗集《巨人》一出，新加坡的华文现代诗的气候也就形成了……许多和他同时以及后来接力……”。
对这类儒林声望的产生和扩散稍有认识后，我们进入对话才会心安理得，才会觉得“第一首现代诗”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创始？还是倡导？或两者都兼？你就自取其一好了。
马华现代诗的对话
南来文人，夹带着五四白话运动的变异体，如诗入散文、散文入诗、以及爱国歌曲等， 强化了与南国脐带的关系。温氏已以“比喻浅显，欠缺诗意”排除爱国歌曲在现代诗外。这个格局，仍是妾身未明。
从霹雳河畔流浪到棉兰又回到霹雳州多处寄寓，那就是终生流放的马华文人威北华（原名李学敏，另笔名鲁白野等）。他算是一个语言学家，编写过巫、英、汉对照字典，和日本诗选集。他也出版过好些游记式散文。在1952年他写了一首诗，名为〈石狮子〉，收入在他的新诗散文集《黎明前的行脚》。
马仑引述苗秀对威北华创作的感觉是：他本质上是个诗人，故一直来都以诗歌的形式来写抒情散文。换言之，他的正业是散文，但他的诗人本质提高了他散文的优雅和可读性。我个人细读他的〈石狮子〉后，也颇有同感。百多年来，守卫着青云亭大门的石狮子，看尽了人生百态，虚虚实实，又多少曲终人散。该诗也有好些佳句，如：“ 我就独爱在马六甲老树下躺着画梦/且让我点着海堤上的古铜小统炮/轰开了历史大门我要看过仔细”。不愧神来之笔。
他描述的是一种大风暴前的宁静，他画的梦是等着小统炮开火，反而令人坐立不安。是肃静。比他早十多年，隔着南中国海，何其芳不也是画着同样的梦？
个人觉得，此诗的形式，相当接近旧、新诗过渡期间的一种变异产品：“豆干体”新诗。原体多少有押白话韵，每组/段多少有行数的限制。60年代力匡提倡最力的便是这类新诗。与之比较，〈石狮子〉虽不押韵，似乎仍未蜕变至不拘形式的现代诗。嵌入章节中的诗作，就好比是章回小说的开章明义诗，或总结章节诗。
评论者必得细读〈黎明前〉，始能了解他是否在乎“石狮子”被誉为马华第一首“现代诗”。 在世仅39年，若他多活16 年至法定退休（那时的人口平均余命），他会往哪方面发展？马来语文，如他的同辈李全寿；马来文学，如廖裕芳、杨贵谊、吴天才；或华族研究如廖建裕、陈达生； 或跟随把〈石狮子〉翻译成英文的王赓武，继续从事千秋大业？历史不谈“假如”，但却无法远离“关系”、“人脉”或“亲和性”。耳熟能详的如冼星海、田汉、聂耳、夏之秋、桂涛声等，还不是人脉左右？
同样如花果一样飘零，却自植灵根的白垚（刘伯尧/刘国坚），出生于大灾大难时代，在大半生的漂泊中，国家认同飘忽不定。在大学毕业后来新、马居留那24 年中，始未料及的，却是他艺文潜能发挥最光辉灿烂的时候。他编写以及督导哄动一时的《汉丽宝》歌剧的演出，显露出他艺文才华的一面；他诗作的尝试与多产乃其另一面的才能。因他尝试，得由早期的豆干体脱胎换骨成为现代诗，焕然一新。在1959年所发表的〈麻河静立〉便是他个人风格转变的第一首。
他写的也是“静”。伫立在麻河，仅只片刻，却有百感交集。举头凝望徐徐掠过树梢的风：那是昨夜的星辰昨夜的风。低头凝视悄悄怃送水流的风，骤见泪眼手帕在随水回旋中，那可也是撑着油纸伞等待小丁香泪水的长巷：那是人面无处寻的寂静。元宵又如何？他问。
结语
若以今日的标准来审阅这两首诗作，而觉得它们都不是什么，那胡适、徐志摩、何其芳、和戴望舒的又算什么？叶圣陶说戴望舒为中国新诗注入了音节，遂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是否也可据此而说，〈麻河静立〉确实落实了马华“现代诗”的概念：不押韵，不排比？而另一方面，〈石狮子〉则开拓了马华不押韵豆干体的新河。力匡则是倡导押韵豆干体新诗最有力的诗人。
以目前的资料而言，〈麻河静立〉可被视为马华第一首已脱胎已换骨的新诗，即现代诗；而〈石狮子〉则是已脱胎尚未换骨，且比较接近豆干体的新诗。这结论仅基于不完整的马华文坛在1952至1959年发表于某些文艺杂志、报刊的诗作（含诗歌式的散文）。其7年中，甚至早于1952年所发表的诗作，也必得详细发掘后，才能成定论。
日后若有新的发现，也必须牢记，威北华和白垚，都没说过他们的诗作是马华文坛第一首现代诗。那是我们说的。
毛泽东生前撰写过不少古诗词，好些脍炙人口的也被发行在邮票上，且收藏市价极高。但他还是被尊为主席，而不是诗坛祭酒。还要谁来说吗？
（南洋文艺，15/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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