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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远雄近照 | （许通元/摄影） |
张锦忠【文学观点】
当一切都是政治时，“吾妻不谈政治”也是一种书写政治。
黄远雄写的是“行动诗”，连“下雨”都是一种拟人化行动——“雨季从五百里外赶来”。 《走动的树：黄远雄诗选》中的99首诗，从第一首〈渡河者〉开始，几乎每首诗都有行动者（能动者）或移动的意象（最多的移动意象当然是“树”），移动的空间总已是“途中”（最常出现的空间意象当然是“路”），即使到了卷末第99首的最后一行，仍然诗在途中——“不欲长醒的征途中”（〈一方水土〉）。
因此，黄远雄的诗既富“有机结构”，诗由行动起意，收笔为合；又类似芝诺（Zeno）的“两分法悖论”，诗恒在中途；诗在中途，人在途中， 写的其实是时间。〈渡河者〉写于1967年，彼时诗人正当“寂寞的十七岁”，到了〈一方水土〉，时序已是2013年，诗人已63岁了，历经多种基层生活，继续奋力在时间大河逆水行舟，时光如此遥远，“这一条河”依然“星光错乱地激在两岸”。
于是诗集中频频出现的河、路、旅途，既是河、路、旅途又不是河、路、旅途，而是生命寄旅、生活境域、光阴岁月的寓喻，故诗于黄远雄——或文学于黄远雄——是生活，而非仅仅是书写。我以为〈草径〉一诗最能表达他“对生活的沉耽”：诗末节写赤脚踩在草径上的汗渍，“每一滴都是／蘸着生活欲望／不舍的依恋”。像黄远雄这样一个身心承受生活力道的诗人，写诗固然“亟其需要／与文字特有的敏锐性／保持灵光一触”，更需要“一只阅历丰富的老瘪狗”（〈写诗与守夜的老瘪狗〉）。
《走动的树》中的第二首诗〈气象台和你的〉写于1970年，是一首机智的情诗。但我们也可聚焦于诗人主体性的宣告：“那座气象台／是我”。1970年以后的马来西亚，是“后五一三”的新经济政策与种族分化（racialization）横行的年代，然后很快的就进入“马哈迪时代”，一直到2003年才进入“后马哈迪时代”，以迄于今。作为马华诗坛其中一位我称为“马哈迪时代的抒情诗人”，黄远雄当然要在他奔波的途中旅夜书怀。1981年，马哈迪当上首相那年，诗人写下〈吾妻不谈政治〉。当然，当一切都是政治时，“吾妻不谈政治”也是一种书写政治。
在“后马哈迪时代”，抒情诗人继续无奈地调侃这个国家的“家务化政治”，〈家务事〉可以说是对〈吾妻不谈政治〉30年后的回应：“可能有一轮／催泪弹式的烟硝过境／可能只是一阵淨盟式／蜻艇点水的静坐／阴霾，会很快地过去／都会很快地过去／这数十年来的／就是／这般耍赖地混了过来”。我们都知道，“就是／这般耍赖地混了过来”的，显然是执政近一甲子而不愿轮替的政府，那就不是家务事了。黄远雄的诗“大部分吟哦／自己走失”，小我走失，写的才是风雨山河岁月。
黄远雄回应整个“阴翳围驻的年代”的呼唤，写诗48年，他的诗作产量当不止本集的99首。从超过260首中选出99首，大概取其“既济未济”之意吧。
《走动的树：黄远雄诗选》其实是《诗在途中：黄远雄诗选1967-2013》（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2014）的台湾版。对台湾诗坛而言，黄远雄就是那个2015年秋天的“渡海的人”。
（南洋文艺，14/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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