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方修先生追忆故人的文字，特别是在壮年时期的朋友物故近20年，本身已经开始进入老年的时候，这些文字读来似乎让人只感到淡漠，甚至冷峻，情感上似乎总是要保持一点距离，当然更谈不上温馨了。
方修先生有一篇长文，写于1980年9月26日，专谈威北华，文题为〈记鲁白野〉，单单是这个题目就可以让我们从侧面看到方修对威北华的看法和评价。不过在这里让我们先看看（当然是从方修的视角）这两位文友（我本来想说文学同道）是怎样结识的：“我和鲁白野的结识，也是从星洲周刊开始的。那是50年代初期，星洲周刊刚创刊不久，鲁白野央人介绍，到来找我，洽谈投稿事宜。他告诉我他在法庭当通译，写稿是他的爱好，他要知道周刊需要些什么性质的稿件。”（见《游谈录》，大马福联会暨雪州福建会馆联合出版，1986年4月再版。）从此威北华就成为星洲周刊的长期撰稿人，这种情况维持了4、5年之久，“他的一些诗文集，如《马来散记》、《春耕》、《黎明前的行脚》等，里面有不少作品就是在周刊上刊登过的。”
方文提到威北华当时的某些生活状况，譬如为补贴生计而写稿，担心职业不安定，“热衷于成名”、此事“始终使他念兹在兹，耿耿于心”，香港《文艺世纪》青年之页事件，对批评认真甚至紧张，为一小枝节而“泡一夜辞典”，文艺圈谣传他在苏岛曾当日军走狗等等。
方文说，威北华对于方修的提点过度认真，以至使他“再也不敢随便多嘴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们之间的交谊；特别是他全职当了报馆的电讯组翻译之后，因为作息时间和我差不多相同，大家更是经常在一起。晚间8时左右下班以后，他还不时招我到芳林公园（当时似乎还没有这个名称）附近一家露天茶档去喝啤酒聊天。”
威北华如何看待他俩的交情呢？方文说，“我们彼此的熟络，终于达到几乎无话不谈的程度。他好几次带我到奥因律他的家去参观他的‘写作环境’，也到过梧槽律一间商行去找他的老友余先生。鲁白野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说：‘余先生是我印尼时期的旧雨，你是我现在在新加坡的新交。你们是我目前仅有的两个熟人。此外，我是再也没有朋友了。’”
两人熟络无话不谈
熟络，无话不谈，交谊，然而就是说不上两心相投，肝胆相照；读方修先生追忆故人的文字，特别是在壮年时期的朋友物故近20年，本身已经开始进入老年的时候，这些文字读来似乎让人只感到淡漠，甚至冷峻，情感上似乎总是要保持一点距离，当然更谈不上温馨了。威北华是诗人，浪漫、热情、天真，诗人性情（用今天的表述法）“爆表”，从幼年长期熬受苦难所造成的忧郁、伤感，这些阴暗面在各个情境中很快就会被那光辉的玫瑰色的情绪凌驾而压下在底层。读威北华，我总是想像他（像洋人所形容的）像一只快乐／不知为何而快乐的小狗。反观方修，他老成持重，不苟言笑，这个由无数个字句形塑起来的印象，误读的几率是不高的。或许不能说是明月照沟渠，但显然像一对odd couple由于各方面可以互补而走在一起。
称鲁白野，不提威北华
无论如何，方修对威北华的文学评价并不很高，或者索性可以说根本不高。威北华用这个笔名发表文艺创作，和出版文艺作品集子，然而方修写这位老友，却用“鲁白野”这个笔名来称呼他：〈记鲁白野〉（《游谈录》）之外，《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1976年初版，马来西亚董总1987年4月再版）都是坚持用这个笔名。或许鲁白野这笔名用来出书成事在先，但是《狮城散记》（1953年）和《马来散记》（二集，皆1954年）是本地历史掌故随笔，这一层是毫无疑义的，撰写文学史的人是否应该尊重作家的意向呢？当然，编史者也不妨用别样的眼光和标准来圈定文艺作品，譬如方修就鉴识到鲁白野笔下的若干史地掌故小品的文笔技巧具有创作散文的艺术性，实在就是“文字优美的小品散文”，然而就由此而否定威北华名下的创作，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商余，3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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