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人而言，诗是其亲临于现世的一种存在言说，是“此在”（Dasien）的在世姿态。唯远雄在此，面对恐惧，却任由恐惧将“家”拆掉，而趋向“无家”的空如，并企图以此来安顿生命面对死亡的逼视。
此外，从现象学的面向来看，自我意识的表述，以及强调“物╱我”的辩证关系，或在主体意识投射向客体的意向性活动上，自然而然的，必会表现出一种生命感知的情态来。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被“拋入性”存在，使得“人在途中”，或“诗在途中”的诗性意向，也因此含蕴了一种生命的姿影。远雄在这方面有几首诗，相当“有所为”的展开了其对生命的言谈，或揭示。如他在〈恐惧〉一诗中书写心理那“无以名之的恐惧感”，却将恐惧感形象化为暴戾之徒，面对他们，除了“交出坦荡的腑脏”，和“门户洞开”之外，就是空掉所有欲念，让人多势众的他们“如狼似虎的搜刮内心╱每一寸╱阴翳可能匿藏的角落╱直到一班魍魉╱光明正大地搬空屋内所有╱的残垣败壁”只有这样，“唯有内心囊空如明月时╱我想，色厉内荏的恐惧╱也该无趣╱悻然的走了”这是诗人面对恐惧的诗性言谈，让存有面向佛家所谓的“空无”，则就能在黏滞的世界中释放自身，坦荡而无所畏惧了。但诗人到底恐惧什么？则无法言说。
此一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哲学所言及的，“恐惧”（Angst），常常让人惶惶然，却不知所恐惧者为何。因为它与“害怕”（Furcht）不同，“害怕”具有特定对象，“恐惧”无以名状，却使人陷入一种“无家可归感”的存在状态中，因此只有“死亡”，才是人生的旅途终点。当然，对诗人而言，诗是其亲临于现世的一种存在言说，是“此在”（Dasien）的在世姿态。唯远雄在此，面对恐惧，却任由恐惧将“家”拆掉，而趋向“无家”的空如，并企图以此来安顿生命面对死亡的逼视。
然而死亡是生命不可逆转的存有意义，是生物学上身体走入终结与消亡的献祭。死亡是无可演练，也从来无人能从中逃回来报讯，更是经验与意识所无法到达的深渊，所以也往往构成了人们对此神秘、幽暗，以及如阿多诺（Horkheimer Adorno）所称谓的“陌生的无名之物”，产生无知与原始的恐惧。尤其在抵达某个耆衰年龄之后，时见朋辈成新鬼，或如陶潜〈拟挽歌辞〉所说那样：“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而不免对“死亡”生有莫名的焦虑和虚无感。远雄在其《诗选》后记就曾提及：“有感于耳际频传亲人故友的噩讯，觉得生命无常……常在一起茶叙聚餐，相互调侃的老友侪们，突然一屁不响，一一撒手离席，在心头难免缠绕著一丝丝的悲凉与无奈”，因此作为存在尽头的死亡，往往成了在世者最大的威胁，也成了生命中萦绕不去，以及无法摆脱的宿命与无奈。然而诗人是怎样去触摸死亡的呢？或在诗里，怎样去呈现死亡的魅影？
远雄在〈火焚场，尽头〉一诗里，通过了旧报的讣闻回忆起其父亲亡逝的情景，那实是一种探视和感受死亡状态╱现象的方式。因为死亡是超越主体经验之外的存在，是以，只能通过他人的死亡，才能得以想象其之过程╱形式与可能发生的意念。而诗人对其父的死亡，却做了这样的一种诗性描绘：“父亲是在众声喧嚣的街头╱被无名的昏眩埋伏╱众目睽睽下╱被一小撮狼虎之徒吆喝╱强行掳走”，在此，“无以名状”的死亡被形象化和具体化成暴戾的“狼虎之徒”，并且通过“无名昏眩”的症状袭击，将父亲强行捉走。而父亲的踪迹，从此之后，成了“隔世的隐匿”。至于那“死亡”场景，却留给“诵经队伍”和“火葬场”去加以渲染。最后父亲“悲壮地╱骑上送行的焚鹤╱往炯炯的火炉内纵跃╱绝尘而去……”诗的抒情性占据了此一死亡叙事的罅隙，并为隐喻符码所组构的死亡图谱，展示了某种秘传的仪式：诵经、送行、焚化与消失，让想象的死亡，渗入了生者的意识底层去，进而铭刻成最初和最后的死亡意象。尤其最后一段，诗人写道：
“父亲走后╱遗下我一人╱独享人间魍魉魑魅╱与悲凉”
这样的主体情态展现，显现死亡想象在生者的现实里，成了一种意识渗透，并内化为心理的深层结构，以无名的恐惧或焦虑╱失落，承担着在世的死亡意向与命运。那也是存在主义者所谓“人是向死亡的存在”而存在，因为生╱死是存在者的一体两面，故在此，诗人在抵达某个年岁后，终于在父亲死亡的回忆里，观照出了死亡的孤独与悲凉。所以从生看死，死亡之镜，无疑折射出了诗言主体自我生命的揭显和处境，以及自己的存在意义与位置。
像他最近写的一首诗那样：“最终由死亡带我上路╱像鲑鱼，逆著时间走回最初╱泛潮的洞穴，耳听迎面燥热的╱风，不断与逆向的身体冷语言碰撞磨擦╱出无尽的辩驳与絮叨╱的火花，让今生的起伏╱在无尽的时间反潮中╱与宿命论奕搏……”（这首诗题为〈回到最初点〉的诗作，是远雄２０１６年尚未发表的作品。因不在《诗选》中，故仅置入于此做为参考，却不多加以讨论。）死亡的课题，隐然成了他近期诗作里，越来越重视的创作思考和主题面向了。
总而言之，远雄的诗，在这方面有他的意识侥向，年岁及耆，人生阅历转深，随之而来的老病与死亡也成了现实事件，成了生命里无可躲闪的存在。因此，60岁后写诗，其实语言与技艺已经不是诗人最重要的考虑点了。文字的巧拙翻转，也不在刻意为之的创作理念下完成，而是自然而然的，出自存有的蜷缩和伸展吐纳，一分生命自我意识和真实的声音。这类诗歌言说，毋需争奇夺丽，别出心裁，或刻意为之，其中，亦自有其动人的声调。
另一方面，综观远雄在这时期写的诗，即使具有社会关怀的指涉，也是源自于个体生命经验的感性╱抒情形式的揭显，非政治意识形态式的介入。毕竟诗歌一旦介入意识形态的幻觉，将会自毁于其诗性本体的开展，因为其需求的读者是群众，而非个人。所以远雄这些贴紧其生命流向延伸而下的诗作，尤其晚年对死亡进行内在审视的作品，可以说是展现了诗与存在之间那分内在的隐密关系，无疑的，在其诗（这时期）的创作上，亦赋予了不同以往的价值和意义。
（下）
（南洋文艺，14/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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