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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绛 |
“一一记下”，就不会忘记；可见早在彼时，书写就已是对遗忘的对抗了，尽管身体的存有并非记忆的保证。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现在我们3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们3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我一人。”
《我们仨》悼“我们散”
写《我们仨》时的杨绛，已是92岁高龄， 书题的“我们仨”一词所指，已非“我们三个”，而是“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过去是一种“不在的存在”状态。换句话说，《我们仨》其实写的是“我们散”——我们3人失散了，没有“我们仨”了，幸存者杨绛只能以书写“哀悼”“我们仨”，追忆“我们仨”的往日时光，重温（巴特论摄影所说的）“此曾在”的“我们仨”岁月。书写作为一种存有的延续。此书分3部，第一、二部写梦——暮光之梦与万里长梦，第三部则是1人回忆3人“如何一同生活”的状态。《我们仨》实为一座杨绛的“忧伤纪念碑”，她的“我们仨的记忆”。
罗兰·巴特的母亲于1977年10月25日病逝；次日，巴特开始在《哀悼日记》记下他的丧母忧伤。他在1978年3月23号的日记写道：“开始写有关摄影的书，也就是将我的痛苦融入写作”，作为忧伤纪念碑。那本“有关摄影的书”即那年6月9号提到的《妈妈——摄影》，也就是1980年出版的《明室》 。
杨绛在“暮年忧伤中写成的《我们仨》”当然是哀悼之书。不过，她自承 《我们仨》是在“忧伤中写成”， 这岂不表示以翻译《斐多》作为替代书写是“失败的逃避”？她写〈忆孩时〉中的“太先生”时， 距写《我们仨》已近10年，文中所记者，其实并非会客记，而是亲人之缺席（“可是我无法告诉钟书了”）。这篇短文末句为：“我只好记下这件事，并且已经考证过，我没记错”。句中所叙依序为书写、验证（见证）、记忆，显然退回到写作与记忆的可能与必要。对“记错”的焦虑，其实是对忘记的焦虑——忘记此曾在的事件，就会记错；记忆难免不静意地添加，或刻意遗忘某些事件或细节。
书写是对遗忘的对抗
这令人想起她1985年年底在〈写《围娍》的钱钟书〉文末所说的：“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娍》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一一记下”，就不会忘记；可见早在彼时，书写就已是对遗忘的对抗了，尽管身体的存有并非记忆的保证。
在万里长梦之后，走到人生边上杨绛，从翻译走回写作，写完了《我们仨》，她在书末写道：“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著重处为笔者所加）。此后的写作，尽是人生边上的杂忆与杂写，一直到2016年5月，她才找到她的“归途”。
（商余，17/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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