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反右期间杨绛论文在被批的“白旗”之列，令她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杨绛的“记忆之书”《杂忆与杂写》有好几个版本，有单册的，也有分两册的（三联书店版《杂忆与杂写：1933至1991》与《杂忆与杂写：1992至2013》），我读的是台湾的时报版《杂忆与杂写：杨绛散文集》，内容与两册本略有不同。书分“杂忆”与“杂写”两卷。杂忆卷最早的文章写于1980年，杂写卷最早的一篇则写于1933年。这些“记忆散文”怀人纪事感时忆旧，笔触平实，娓娓道来，却自有其动人之处。
书中最后一篇〈忆孩时〉发表于2013年，杨绛时年102岁。百岁老人忆儿时，她最早的记忆是4、5岁时父亲牵着她的小手带她会客——明清史专家孟森与胡适的老师杨志洵（两人合作译述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品多种），她对客人“太先生”行鞠躬礼。杨绛晚年睡前常翻阅旧书，某次翻看有钱钟书圈点折角的《明清史论著集刊》时，“忽然想起”作者孟森就是那位自己儿时曾向他鞠躬的“太先生”，她曾经见过作者。
她曾经见过作者
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有一回偶然看到一张杰霍姆·拿破仑的相片，并对他“看到的这双眼睛曾亲见过拿破仑皇帝”颇感讶异，但是他跟人提起这种讶异，他人皆无同感，后来他就淡忘了此事，直到晚年写摄影札记《明室》(La Chambre claire)时才提起。
杨绛晚年才忽然想起孟森就是童年时见过的“太先生”。那本有钱钟书圈点折角的《明清史论着集刊》唤起的“不经意的记忆”，引发了她的“讶异感”——借用巴特的话说，她那双眼曾见过作者；于是她说：“我恨不能告诉钟书我曾见过作者，……可是我无法告诉钟书了，他已经去世了”（着重处为笔者所加）。杨绛记下这件事，也记下她的忧伤，仿佛那本有钱钟书圈点打√折角的书是一本哀悼之书，她“把折角处细读”，是再记忆之举。母亲去世后巴特也在日记这么描述慯丧这种“新的伤痛”：“有时我心中会顽强地浮现一个意象，……我确知：她不在了，她不在了，永远的，完全的不在了”。（刘俐译，娜塔莉·雷洁(Nathalie Léger)编注，《哀悼日记》[Journal de deuil, 2001]；原作者着重）。
更大的忧伤
1998年12月，钱钟书病逝。女儿钱瑗在早一年春天过世了。1999年，杨绛译柏拉图对话录《斐多》以遣悲怀，“因为这种悲痛是无法对抗的，只能逃避”，她在〈介绍莫宜佳翻译的《我们仨》〉中写道。这种悲痛大概也不能用写作来逃避。写作不可能，所以翻译《斐多》，是在思考死亡的问题吗？还是以翻译为写作的替代（作为一件需“投入全部身心的工作”）？无法用写作回忆的，就以翻译一本“旧闻的回忆”来过渡，直到2002年冬天，杨绛才开始写《我们仨》。书中提及1950年代反右期间杨绛论文在被批的“白旗”之列，令她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四十来年后她翻译《斐多》还是一种“遁身”之举，不过所遁者不是政治批斗，而是更大的忧伤。
（商余，3/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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