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薇【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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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金顺近照（辛金顺/照片提供） |
一个破碎的“吉兰丹人“
去了台湾前后20年，也许是离国太久，对国内的政治新闻，虽然还不至于太隔阂，到底还是隔着一片大海（南中国海），对国内的各种政治新闻、丑闻，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反应强烈，倒是对家园，对自己出生的地方，怀念特别深。他说：
“你说你很爱国，你会唱国歌、你会讲国语，可是这些国家意识都是通过特有的机制强加灌输于你，那是很空泛的概念，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可是乡土就不同了。
“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你的左邻右居、你听惯的乡音、你熟悉的食物，都是曾经经历过的，是生命中的内涵。即使离开了，也是记忆中的故事。一旦身在海外，你会特别的眷念和怀念。于是，我就写了大约一万字左右的散文：〈吉兰丹人〉。文内主要表达出一个离散者在异乡的认同问题，语言与身分，主体与客体，接受与抵抗，纯正与混杂的种种省思。换句话说，马来西亚华人的身分与认同问题，充满着破碎感；而等到你回国后，你又在自己的国家被视为一个流浪的陌生(异外)人，什么也不是。”
于是，金顺说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他和一位台湾朋友到北京去，那里的人一听到其朋友所讲的台湾国语，立刻就能从口音中辨别出对方是来自台湾，而他呢？对方猜不出金顺是来自哪里，以为他是南方人（指福建、广东一带）。
“这就是我指的语言与身分的征示。马来西亚华人以能说多种方言和语言为喜，却是肤浅而没有深刻内涵，东一句西一句的，很破碎。因此表现在身分上，也是破碎的。所以你要怎样用具体去认知自我的身分？在这种时候，你会生有一种强烈的漂泊感。
“我原本要写一本家族史，但不是一本书，而是通过各个篇章来表述，例如在《家国之幻》一书里，我用鳖来写我外婆，其实鳖就是别的意思，这是象征我外婆从中国南来后，无法回归的一种失落；另外一篇〈燕子〉，则是写我父亲的一种无奈心情。燕子是一种候鸟，到了某个季节，牠们就会自动离去和回归，可是我父亲南来之后，却无法落叶归根。我主要是要陈述我们的先辈们，南来之后，开荒拓土，却不被这土地所接受，又无法归乡，最后都落得默默无闻的消逝。”
诗文双绝
慧适曾经这样评析辛金顺的作品：“无论他写诗、写散文，文字以醇厚、温润，企图以诗句解构沧桑悲凉的生命，以散文描述悠悠岁月。因此在诗文创作中，常流露出作者对生命与岁月的期待、恋慕、矛盾与迷惘。”
这次他以〈对话〉长诗参加第二届“方修文学奖“诗歌组，结果得到首奖，于是，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请教他：
“有人说，诗写得好，散文也一定能写得好；相反的，散文写得好，诗未必就能写好，而您两样都写得一样出色，不知您对此有什么个人的看法？”
对方谦虚地说：你说我的诗和散文都写得好，这也是很难下定论的，好坏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再过一个时候，或许有人会觉得你写的诗文不是他们那个时期认为好的标准和要求。因为时代变了，诗和散文的语言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对审美的要求也就不同了。
“当然，从学理上来说，诗写得好，散文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其实散文是所有的文学类型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即使你写小说，散文也不能太差。散文写得不好，又如何写诗呢？因为诗的语言是最精炼的，需要进行艺术的处理、转折和变化。散文是一种最基本的语言表述。
诗，就不一样了。诗是需要种种的技艺的加持，语言的变化性很大。它讲求技巧，如戏剧化、音乐感、意象、象征等，还要留些空白让读者去想象，而散文却不需要这些，所以说它是最不具备文学性。在西方文学史里是没有散文这个名词，只有小说、诗歌和戏剧，他们将散文说是一种essay或是prose，可是，对中国来说，散文的传统却是渊源流长。
“散文也需要艺术技巧，但没有诗那样的强烈。更重要的是，散文可直接抒发你的感情生命，或历史记忆等，可以琐碎也可以宏大，且更能打动人心，可是如果刻意对散文做种种技巧，反而隔了，就没办法直接表达生命中的真情实感，散文是不能虚构的，否则就是说谎。当然，散文也可以借小说的技巧、诗歌的象征手法等，只要你用得恰到好处，而不是喧宾夺主，只要纯粹地衬托出表达内在的真实的生命感，一样可以写出感人的文章。
“当你懂得诗的种种技巧之后再来写散文，会让你的散文变得更丰富、更精彩。因此，有人说散文是散步，诗是跳舞，当你在学会跳舞之前，有必要先把路走好；会跳舞的人，走路当然会轻盈自在。所以说诗写得好，散文也可以写得不错。但散文写得好，诗未必写得好，因为诗要用意象、语言节奏，象征手法等等技艺，这不必然存在散文的书写中。不过，这也只是个人的认知，可能别人也有他们不同的看法。”
而提到如何去创作出一篇佳作时，金顺说：“我觉得如果你能写出一篇跨越年代，触到人们共有的内在情感，或引发集体的记忆，即使过了一两百年，依然能让人产生共鸣，这就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就如心理学家阿特勒所说的集体潜意识，只要诗文触及于此，必能引起大家的认同。
（2，续完）
（南洋文艺，11/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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