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芳/摄影 |
翌周,我和绮雯登上槟城的升旗山。人不多,持昂贵套票的游客抢先登上。缆车太快,山顶商店林立,我只认得一台大炮。绮雯曾在美景酒店上班,幻想开着老板的开篷车,系一条丝巾在岛上呼啸而过。酒店还在,花园笼子里孔雀开屏,小青蛇在屋檐的枝蔓间静静盘延。绮雯一有空档就“抽离自己”,拿出纸笔素描。有人凑前看,她露出羞涩的笑容。见到值得惊叹的事物,她轻呼“天啊”,依稀便是当年的“小他”。
周末前,我按约定在槟城市区接爸爸,开车北上扫墓。时间充裕,我们选择乘渡轮。班次稀少,一会才登上“大鹅号”。我们攀上垂直的梯级上楼如厕。楼上仅存的绿色长椅换成直排,局促地夹在两排汽车中间,靠背的棕色木架被锁定,不能再前后调换。大约40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一个和世界对抗的少年,从木椅越过长窗跃进海里。那是少年的海呢。温、咸,有白色的水母载浮载沉。
第二天很早就到达高嶺,中华小学的门微微敞开。篮球板很旧了,换过几次?从前,办公室外摆乒乓桌,乒乒乓乓,快乐时光无限。两旁有凹下的泥土地,大树遮阴,学生坐在砖沿晃荡小脚,如今被红砖填平。小草坪停放校长的摩哆车,和后来的小轿车。我曾在这里和同学推挤,被抓进校长室。后面已扩建,原来的地方很小。为什么小时总觉得这个空间很大?
一个转弯,我站在两层课室的楼梯前。
走上去,童年轻盈小碎步。
走下来,泪流回首来时路。
(商余,22/4/2017)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