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0日星期六

2004 甲申年南洋文艺年度文人:林若隐 2

从国家大论述

到阴性书写、琐碎政治
──以林若隐诗为例*


张光达

林若隐写诗的起步很早,早在70年代后期的天狼星诗社时期就开始崭露头角,到80年代中后期的成熟诗艺表现,在在令人注目,以及90年代初的骤然停笔,也在在令人惋惜怀念女诗人那独特凝练的语言视角。我们几乎可以说,林若隐是马华诗坛80年代以来最重要最出色的女性诗人,是继70年代的方娥真、梅淑贞、李木香等人过后最具有代表性的女诗人之一。这样一个颇为出色的诗作者,却在整个80年代的马华文学评论中不见深入的讨论,毋宁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我在这里想针对林若隐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几首发表在《蕉风》、《椰子屋》上的诗作,以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评论和诠释林诗中的女性意识与语言特色。

80年代中的林若隐诗语言显然深受台湾诗人杨牧、杨泽与罗智成的影响,最明显的莫过如〈落雨了,城落了一地鳞瓦〉(天蝎星系列之六,1987)和〈这一辑是关于爱的〉(《蕉风》419期,1988),其他如〈猫住在五十七条通的巷子里〉(大专文学獎诗歌组首獎,1988)、〈看画记〉(《蕉风》417期,1988)、〈横街记〉(《蕉风》425期,1989)的抒情覆沓句基调与回旋断句运用得当,承继的也是杨牧、杨泽一贯的抒情风格和富含象征意义的语言意象。这里暂且撇开林若隐诗的语言意象的准确细腻不谈,先就林诗在马来西亚80年代中后期的文本脉络来看,当时的国家社会正面对一连串政治风暴的动荡时期,其中有政党爆发激烈的党争、华社面临合作社经济丑闻、国家司法界面对一场司法权自主性危机、华文教育与文化的合法性地位受到冲击、种族冲突和政治白色大逮捕,林的〈猫住在五十七条通的巷子里〉显然是在这个历史脉络下产生的文本。这个当年华社在政经文教各领域所面临的集体挫败与忧患意识的文本脉络,80年代后期的傅承得、游川、小曼、方昂等人的“感时忧国诗”对此现象作出直率的抗议,语言上部分承袭了中国左翼文学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道出华族普遍上的不满愤怒。(黄锦树,2003)几乎在同时期发表的〈猫住在五十七条通的巷子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语言面向,不同于马华政治诗主流的感时忧国与愤懑激情,林这首诗的敘述语言避免了激情和悲愤的“干扰”(刘育龙,1999),借著艺术的处理流露出一种冷静理智,对现实保持某个距离的艺术观察力,不直接批判现实社会从而避开了“意识形态的妥协”(黄锦树语)。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首诗可能隐约印证了黄锦树的期待,政治上意识形态的不妥协,形成马华文学天生处于流亡的状态(diaspora in born),诗句中的“移民这种事/私奔一样/传得最快/‘那年南来/是慌张的......’”,删节号暗示移民流离的状态永远持续、未尝停止的时刻,一种马华(后)现代主义流放诗学的浮现,在一个政治非常时期、民族大敘述的忧患意识高涨时期,类似的语言视角在当时被视为极“政治不正确”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不附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诗除了我的一篇评论文字〈和历史一样憔悴──读林若隐的一首诗〉(1990),几乎被排除在马华文学评论的讨论视野外,它/她的命运如同自身──和历史一样憔悴──见证了主流大敘述的话语暴力(沉默往往是一种极大杀伤力的语言暴力),不然就是把它规划入政治诗的范畴,只谈诗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刘育龙,1999)。

身为马来西亚华裔,80年代后期的政治风暴把他们的主体性排挤到边缘与被压迫的位置,感时忧国诗的(男)作者标榜一种民族与文化的身分危机和认同困境,集体在诗句中建构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身分与想像社群,这种倾向主流知识份子大敘述的思考方式,在国家政权主导的压迫和边缘化之下,基本上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取向,强烈渗透了国家民族、道德正义与文化血统等等大规模、大格局的价值观念。身为马华现代女诗人,林若隐的女性身分显然构成其诗语言在主流(男)知识份子论述所强烈强调的民族文化意识之外,另有其他一样重要,构成其心理、知识、情感、追求等因素,在诗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达出来。林若隐诗的语言显然不接受80年代后期主流诗美学传统与批判写实的同化,她从男性的历史知识与华族历史记忆切入,却在有关民族主义、道德传统、文化情境与政治纠葛的大敘述、大题材中呈现或凸显女性一己的声音。我们无从得知,究竟是林若隐的女性身分与角色,让她警觉到自我身分无论是在男性文化大论述或是国家霸权的定位敘述里,往往被安置在边缘或从属的地位,在这样一个双重边缘从属的位置上来抒发与寻找女性的声音,是一项极其困难却也是一个有自觉的女性诗人不得不然采取的书写策略。但我们从她的诗作如〈马来西亚和我的梦〉(《椰子屋》16期,1990)、〈八月三十一日凌晨〉(《椰子屋》14期,1989)、〈在红黄蓝白色如梦的国度〉(1993)等可以轻易看见一个女性主体从男性的国家论述与历史知识切入,揭露传统大敘述与霸权论述的空洞与假象,以女性自我的身分换另一个角度去观察、去自我呈现(self-representation),而不是处于被呈现(represented)的位置。

阴性书写的动力

西苏(Helene Cixous)在她著名的“阴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理论中采取解构理论的角度来重新界定女性主义论述,打破传统男性的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提出女性书写主体意识充满颠覆与救赎意义的场域,解放与追求那个二元对立中被压抑排斥的原型──阴性形式,不同于阳性形式的依赖掌控与征服,阴性书写带来对陈旧的成规、一言堂的论述形成颠覆的能量。西苏在〈美杜莎的笑〉(The Laugh of the Medusa,1981)一文中说,阴性书写对男性霸权造成翻覆,“扬长一笑,打破一切真理”(p.258)。林若隐的女性诗人身分,形成她对此现象颇为敏锐、时有省思,如〈魔术戏一场〉(《金石诗刊》2,1988)中的“真的不知道那样尴尬的男人怎会/是承接一生一世的衣口袋”,这里林若隐有意打破和质疑男主动女被动的传统秩序,透过观看一场魔术表演来释放自我主体的欲望想像,从中寻求一种阴性书写的动力和泉源。

这种阴性书写的动力,造成林若隐诗无论是在处理家国或政治的题材时,这些国家大敘述成为诗人思考女性自身的衬景,她的语言视角更多时候投注于自己生活的空间和女性的思维感觉,比如在〈八月三十一日凌晨〉与〈马来西亚和我的梦〉两首诗的时事背景皆与国家独立建国的千秋大业直接相关,可是诗的语言敘述却环绕致力于诗人自我的感觉和情绪的表现上,如本能的体验、对生活的热爱感受、对生命本体的内在神秘性探索,走向诗人的下意识层面状态,彻底告别了国家大敘述的载道路线。林若隐诗的触角转向女性生活自身的时候,必须努力在男性话语的主流论述体系中寻找和建立自己的声音,因此首先就要拒绝“感时忧国诗”的规范用语,有意通过一种阴性书写来确立自我的语言。“感时忧国诗”的写实载道文风或批判写实主义必须被彻底扬弃,以便能够放手表现女性书写的心灵体验、诗化情感的模糊性、形象思维的神秘性质等内心世界。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被引介到马华诗坛的后现代理论适时提供了林若隐一个语言的崭新表达方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林若隐后期停笔前的诗,尤其是发表在《椰子屋》(14期)上的大部分诗作如〈Notes of Confession〉、〈浮在海上的教堂〉、〈空中花园1989样本〉、〈世纪末交响曲〉、〈八月三十一日凌晨〉等都是诗人有意识的“自觉”,“用自己最把握的形式”,“以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玩一个十分漂亮的形式”(引号里的句子都是摘自《椰子屋》(14期)中一篇访问稿〈解构林若隐〉中林若隐的话)。无论是有意识的取经或是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上述这些诗中的后现代语言转向是很明显的,尤其试比较之前那些深受杨泽、罗智成影响的抒情婉约的诗语言,这个改变造成林若隐的诗告别现代主义讲求技巧结构的文风,走向日常生活的平庸、个人化片断化的生命感受、私密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极为琐碎平面的角度切入男性话语主流论述的政治场域。

〈八月三十一日凌晨〉与〈马来西亚和我的梦〉二诗把国家论述置之脑后,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充分的表现出女性思维和女性的语言形式,写出一种无序、非逻辑、清醒的思考与下意识的流动,其中现实与梦幻交织在一起,诗语言流放著一种陌生异样的光彩,这种语言心灵的流放状态既是阴性的、同时也是后现代的特质,构成一个后现代女性对主体感受与生活空间的反思,某种程度上实现/实践了女性主义理论所追求的阴性书写与琐碎政治。

23/12/03

*本文是笔者2004年学术论文写作计划《90年代以来马华诗中的后现代/语言转向》中的一部分。



参考书目:

黄锦树,2003,〈东南亚华人少数民族的华文文学:论大马华人本地意识的限度〉,《香港文学》221期。

刘育龙,1999,〈诗与政治的辩证式对话──论80和90年代的两本政治诗集〉,《马华作家》9期。

张光达,1990,〈和历史一样憔悴──读林若隐的一首诗〉,《大专青年系列》3期。
 
 
 
林若隐作品欣赏


读完书妈允许出去:海阔天空

读完书我和A游到抽象画的街道

行人左右前后来去如风如尘

如大雨奔洗过水彩左右前后

来去如水如云



在喷水池我们遇见垂钓时间的人

谈恋爱的人,大笑的人。

我们的前途在水柱上下穿梭

如一尾逃亡的鱼



读完书我和A把自己游进

毕加索的眼睛



去适应纷乱和生存

——〈看画记〉之一〈鱼〉





打完战已错过回程夜车

据说成人可以回到安逸

小孩一路回去绿野

如果你是鸟,就飞回天空

如果你是马蒂斯,就返回原始



打完战我和A枯坐井边

据说幸福的人都能遇上星辰

某个半夜前来汲水灌溉梦

和理想,在海蓝无际的夜空

根据梵谷的印象

最亮的一颗是属于爱的


——〈看画记〉之二〈星〉
 
 
(南洋文艺 24/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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