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奖一时 创作一世

吴鑫霖【文学观点】

致瑞康：

谢谢你的回应。
上一回写〈搞不好的八字辈〉（南洋文艺，30/6/2015）其实也没有想到会激起那么多的回响，今天看到你传来的连接，点进去读了，面颊先是红了一阵，接着可以渐渐感到身体有些微暖。刚开始的时候，有些生气，因为觉得你似乎误读了我的想法，但想到文章丢出去，每个人都有各自解读的方法，遂又不去做他想，毕竟有你的回应，也刚好可以让我重新检视，我在那篇文章里说了什么。

拥有许多发表园地

是的。我写的是八字辈。一个最近被大家讨论的“八字辈”，不论是磊落或含沙射影，我都觉得八字辈是《道德经》里所讲的“水”。因为是水，所以不论是居善或处恶地，都能自如地存在，而不受外在的影响所干扰。我们这群八字辈啊，真出过不少高手：林诗婷、陈文恬、行健、庄兴亮、深韩、孙松清、施月潭、郭史光治等等同辈。我还记得那些年，我还是十多岁青少年的时代，我们有《学海》的〈后浪坊〉，有《星洲》的〈新新人类〉，有《南洋》的〈青春物语〉，还有后来编得极为大气精美的《星洲》副刊〈后浪〉。
我是从那样拥有许多发表园地走过来的写作者。那时候，写作纯粹就是写作，唯一的目标不是得奖，而是想办法攻克所有可以发表的版位。于是，我开始有计划的写作，接过我的投稿的编辑大概也曾讨厌过我。毕竟那时候我写作投稿，寄去的稿件，都是一大叠的，同样的不被录用也是一大叠的。这当中，最要感激的还是黄俊麟。每每看到他给我的退稿信，总会看看退回来的稿件，他会在稿件上写眉批、划线，提出哪些遣词用字错了。接着是孙松清、蔡兴隆、曾毓林、梁靖芬；《南洋商报》的张永修、黎家响还有刘镒英；《中国报》的邓月璇、李昭昭等。
因为有上面这群编辑的退稿、提点、提携，我才有勇气写到今天。甚至到后来，开始参赛、落选、得奖，尤其是21岁开始频频得奖之后，得奖的感觉，倒是没有当年第一篇作品出现在报章上的那种又惊又喜的雀跃心情。现在想到那时候的感觉，真是欣喜至极。但你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你总算被别人认为是台面上的人了，于是乎，你只好努力扮演好你在台面上的人的角色，你积极去鼓励、提点、提携比你后来的人。特别是我当上编辑之后，突然就有了那样的使命感。
八字辈去了哪里？我们都搞不好吗？我的那篇文章不点名说谁好是因为我知道，一旦点名，事情就不好搞。但没想到没有点名，还是不好搞。马华文坛于我而言，字辈的称呼是世袭的。不论你早来后到，你是哪年生的，那个年的字辈就自然落在你身上。只是这几年，“80后”、“90后”用多了，我不免在想，字辈这样的世袭称号要在我们的身边消失了吗？
你说，八字辈仍有许多可造之才。我的文章里从没说谁不是可造之才，我也是个平凡的人，深知生活逼人的压力。许多同道从写作路上岔开去，过上自己的日子而渐渐远离文学，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我只是太早在文章里婉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怎么走到现在，人数越来越少。当然人数也不少，好比说el、修捷、方肯、那天晴、宣春、明成、明发、韦地，以及一些我一时想不起名字来的朋友们。
那天，我跟伟哲谈起当年我劝他不要写作的事情。10年前，我劝他不要混进文坛来，这里很孤独。结果没想到倒是给他踏踏实实的混出个名堂来。那天，送伟哲离开之后我有想过，如果他真的听我劝，不写了，我们是不是就那样少了一个八字辈的诗人？

有能力给自己点灯

文学是孤独的。这句话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在这条暗黑的道路上，前辈走在前端，我们当然也不用期望他们能为我们掌灯，照亮前程。我们当然有能力给自己点灯，去向照明前方去路，但我们这群人不可能手挽着手，虽然九字辈来势汹涌，但我真害怕他们也变成职业得奖人的情况。追逐奖项无关对错，但要有自觉，要明白自己该处在什么身分地位，毕竟得奖一时，创作一世。创作本身，要带出的是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呼应，对人性的思索。如你所说，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前辈，但我们也忘掉了更多优秀的前辈。
你说，我们只是沉默的八字辈。但若说沉默，我不会写那样一篇满是惆怅，抚今追昔的emo文。你也不会给我写一篇回应的文章。很久以前，《东方日报》访问过我，问我对创作的观想。我忘记回答的细节，但始终记得的是，写作是很个人的事，从来无需向谁报备，这便是我们写作人的本分与宿命——孤独。
21/7/2015，水善斋

（南洋文艺，28/7/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