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符号，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和之后，有时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有时又模糊一片。四年级之前的印象，有些是跟电影或时代歌曲有关。
战后（我这一代人不说二战后）翌年，1946年，我正好六岁，正是入学的年龄；当年杪先父带着我和翠薇姐从丹荖南下槟榔屿，准备送我姐弟俩进入当年正在筹办中的菩提学校。初抵槟岛，我们在缎罗申街四福公司居停一段时日；先父是四福公司4位合伙人之一，其他人我只知道陈文炳先生和他的生意学徒陈火炎先生。四福应该是槟榔屿早年福建帮商号之中名气较响的其中一家。菩提学校是属於菩提学院所创办的小学校，从开始就获得胡文虎、文豹昆仲所资助，1947年我们入学成为第一批学生时是租赁车水路浮罗池滑(Pulau Tikus)一幢洋房做校舍，我们寄宿生也住在里头，这幢洋房今天仍在，就在美兰购物中心斜对面。第一年姐姐和我同一班，翌年她跳班升上三年级；我念四年级那年（1950年），学校迁入湾岛头(Bagan Jermal)新建的校舍。
孙中山高挂墙头
一个7、8岁的小学生，当然没有能力吸收“中国”这个宏大而又复杂的概念，特别是这个概念当年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政治内容；尽管如此，这个概念的某些文化符号却是无法逃避的。最早的一个符号是“国父”孙中山的头像，这像片就高高挂在我们面前，忘了不知是教室墙上或“礼堂”墙上。少年的我很对这个头像着迷，常常在寻思为什么这张脸会长得这样对称均匀！“国父”肖像之外，还有国民党党歌；我们须学唱这条党歌，中华民国国歌（有没有国歌？）有没有教唱，为何没有教唱，我们这些幼稚学子大概都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国民党党歌的曲调至今仍能全首哼出来，歌词却忘了七七八八，脑海里只剩下一些零散的句子，譬如开首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口口民国，口口大同”。后面还有一些残句：“咨尔多士”、“夙夜匪懈”，7、8岁的小学生能不能理解这些深奥的文言文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多年之后可以从肚子里掏出这些典雅的文词细细咀嚼却不失为一椿美事。
我的中国符号，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和之后，有时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有时又模糊一片。四年级之前的印象，有些是跟电影或时代歌曲有关，譬如《国魂》这部影片，那是在江沙路的中山戏院观看的，只看了上部，由刘琼饰演文天祥，后来听说刘琼如何如何（像战后仍留在香港的一班“进步”文化工作者那样，1950年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而北上），下部好像是由李清演主角，但那时我已没机会看那不晓得会不会是狗尾续貂的下部了。也是在那一两年的时间眼上，有一条相当流行的时代歌曲，旋律悠扬，一听就会吟唱，大概是龚秋霞∕陈娟娟∕石慧那班影星歌手唱的，歌名就叫《故乡》：“朵朵白云飞向我的故乡……麦浪……燕子飞过短墙……”，听来与那凄苦甚至悲愤的两首“思乡曲”大异其趣，我们就是在这些文化符号的幽微间隙中感觉到有什么巨变正在发生着。再下去二、三年，口头上的地域名称，香港是香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大陆，如说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是大陆出版的，徐訏的《痴心井》是香港出版的，但那已经是我念初中时的事，已超出本文的时间框架了。
被虫蚀掉的海棠叶
描绘中国地图是一件很开心的功课，一边描摹那许多省份的轮廓线，一边记那些省份名，很具挑战性。老师告诉我们，过去被日本占领的东北九省改划成东北三省，后来又告诉我们蒙古地区被分割成外蒙和内蒙，外蒙不再是在中国版图内了。老师说，完整的中国地图好像一片海棠叶子，外蒙被割让了，就像海棠叶被虫蚀掉了一角，不完整不美丽了。
（上，商余，10/7/2015）
也是在1950年我念四年级这个分水岭之前段，我们有机会看到一部就叫做《秋海棠>的影片，我很喜欢这部影片，其中一个原因是戏中男主角名叫梅宝，这显然是一个很具中国味道的男性名字。
锦绣山河看未完
印象中这部影片的女主角演员是李丽华，男主角演员是谁就没印象了；大约十年前我不知在何处买到一套盒装的《秋海棠》翻版片，带回家来放映来看，影音效果都不好，影片情节本来就很沉闷，看起来就仿佛冗长，像那时期的长片一样，是上下两部，这回记住了男主角演员的名字，叫吕玉堃，他演的角色是个有骨气∕良知、有情义，因此而受欺凌而痛苦的戏子。海棠花不是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花，然而在我的意识里，（秋）海棠始终是中国这个庞大概念的最直接符号。
念高小（五、六年级）时，有一回陈少英校长带我去看一部纪录片：《锦绣山河》，那地方是大华戏院，在车水路的邱善佑巷，四方楼（州总警署）旁边。影片所映的当然是神州大地的美丽风景，可惜没有看完，中途突然听到黑暗中有人用福建音呼唤“陈先生，陈先生”，这是叫陈少英校长，原来学校里有要紧事，令校工Ah Chek（阿叔）骑脚车到戏院来召陈校长回去处理。
Ah Chek（这是我们寄宿生对他的称呼）住在学校里，他有两个失恃的女儿陈美清、陈美玲，在菩提学院与孤女们同住，在学校里大概跟翠薇姐同年级。美玲从菩提毕业后也进青草巷师范，与庄耿康（我的同年不同班同学）同班，离校后结为伴侣，再后来共同经营佛教慈善团体慧音社，很受社会人士和老同学尊敬。
平社排练京剧
陈校长还带我去过安顺路的树胶公会，每次都是在星期天上午，那时总是有槟榔屿平社的社员在排练京剧。树胶商人多是闽南人，其中不少人是菩提学校校董，如陈文炳、陈火炎师徒、许丙丁（来后改名许平等）等。其中年华正茂的如陈火炎、蔡锡洪等，都是平社的中坚份子。何以名为平社，我估计这票友团体早在民国时代就已成立，那时北京还称为北平。陈校长去树胶公会，目的是去会见校董谈校政，留下我这个“鸟土仔”（闽南话称缅甸小子）呆坐在大厅堂看社员们走台步、吊嗓子，都是一些引人遐想的剧目，好像《平贵回窑》、《三娘教子》、《苏三起解》、《四郎探母》等等。五、六十年代梹城的街头地方戏，无非是潮州、福建和粤剧，剧目和唱词都比较俚俗，我近年写诗生硬的把京剧剧目写入地方戏里头，实在是怀旧难熬，闭起眼睛滥用poetic license了。
我念六年级时，教务主任王东杰先生离马北返中国，听说是去了北京。王老师教我们毕业班华文课，有一种普通老师所没有的威严，我泪腺浅，有两三次被她带去办公室用藤条打屁股，但她事后总是温言柔语的教诲。在宿舍里她是与体育老师游琪瑛老师同宿一室，她的离开有点突然，不知是她自己的决定，还是背后有甚么压力。写到北京这个符号，我这篇侧写中国的芜文也应该结束了。
（下，商余，11/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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