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7日星期二

甲午岁末

黄锦树专栏【小杂感】

很多该做的事都没做,当然如果都不做,把问题留给下一代,日子也是一样过,一样会走到生命的尽头,一样会走进坟墓。

这几天校对两本书,一是拟于3月在台北出版的马华文学论文集(或曰专书)《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麦田,2015);一是拟在吉隆坡出版的马华文学短论集《注释南方》(有人,2015),两本书所收文章的时间跨度都很长,都有十多年。重读旧文,时光痕迹历历。十多年来,人事变迁;年近知命,不免感慨。两本书都由张锦忠写序,朋友、友谊、告别都是序中关键词,我想他和我一样感慨。张锦忠的短论《时光如此遥远》也差不多同时整理出来了(有人,2015,排版中),他的专书还在蜗步整理。

如果从1990的〈马华文学全称刍议〉算起,我投身马华文学的解释-再解释迄今也有25年了。25年里只结集了两三本书,当然不算多——相较于中国大陆相关领域学者,有的两三年就可以搞出一本厚厚的书出来,我们当然是自叹不如,但那些书对我没什么参考价值。锦忠比我多11年的资历,3本书当然更不算多。但不论短论还是专书,对我们而言,原该是3个写作者而不是两个。某个我们迄今不明了的理由,让某君忽尔选择退席,选择沉默,选择没有,甚至选择攻击。个中缘由,百思不解。对马华文学而言,当然是一大损失,真正有论述天赋的人并不多见。这真是“一个都不能少”的,但我们也莫奈他何。也许他太聪明,早就看穿我们努力的一切在数十年后都将是浮沤泡沫。

80年代末当我以论述介入马华文学时,正值《蕉风》主编王祖安慨叹“文学评论之匮乏”。那时并不知道这慨叹50年代就有了。也许那种杀草剂似的杂文,不止给文学带来伤害,也给文学批评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那些代表人物的浮泡般的名字我都不想再提起)。但文学评论的孱弱,目前好像也没改善多少。虽然马华文学多年来已被建制化进大马在地的中文系里,中文系也从马大独家一变为4、5家,但很多基本的史料整理都未见开展。

香港文学工作做得更好

而多年来,一向认为被商业功利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香港文学,其学术建制已远远走在前面了。最近赴港开会,买了几本梁秉钧、黄淑娴主编的“1950年代香港文学与文化丛书”,诸如《50年代香港诗选》、《力匡短篇小说选》,这类工作,大马早就该有人做了,但一直没有;即便有了文学馆,也没有看到相应的整理计划。而香港文学资料的分段选集(如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天地图书,1999]之类的),也早就整理出来了。个人的文学评论集,也新锐踵继,未曾中断。更别说体制宏大、兼容并蓄的《香港文学大系》正陆续出版中。马华文学不是没有大系,但那种编纂方式没有学术依据,对我而言,也只有不得已时才勉强参考一下。

也斯在某篇论文中曾言:“有见识的评论家比小说家更难找”(那是用来称赞小说家刘以鬯的,‘有见识的评论家’的‘评论’,指的是文学评论,而不是别的什么评论,见其〈现代小说家刘以鬯先生〉。收入也斯《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青文书屋,1996:140;或也斯,《城与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56。这句话更严密的表述应做‘有见识的评论家比好的小说家还难找’,因为平庸的小说家并不难找。)在马华文坛,两者一样难找;但如果要比较何者更难一些,还是评论家。

在60年代,赵戎算是个有心人,《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1967)、《赵戎文艺批评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5)二书所收论文也算用心之作,但却很难说是“有见识的评论”,那些论文的见解相当一般,文学思辨的训练太差;方北方《马华文学及其他》(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7)第3辑的文章谈了20多位同代人的著作,但和赵戎一样,都只能复述现实主义的教条;常说某些作品“很反映现实”,但看不到什么更具体的论点;现代主义世代较具文学的反思性,比较有文本细读的能力,如温任平的《文学观察》(天狼星诗社,1980;及温任平主编的他的弟子们的论文集,《愤怒的回顾》,同年,同出版社;及刚刚出版的《马华文学板块观察》台北:酿出版,2015);温祥英《半闲文艺》(蕉风,1990)既点评同代人如陈政欣、黄戈二、丁云、菊凡、雨川等的作品,也自我批评,算是比较有鉴赏力的,对文学的技术也比较内行。但二氏都没能尝试从一个更广泛的视野来看马华文学,只怕也无力于此。

致力于马华文学论述的不多

那么多年的旅台人,有心又有能力致力于马华文学论述的并不多,因为它看来没什么学术价值。马华文学也不是那么有趣,泰半读来甚至会觉得痛苦(写这篇短文的间隙里,我试图重读韦晕的《都门抄》——那纯粹出于偶然,与本文要谈的问题无关。那书的初版本装祯挺可爱的,书架上刚好又瞥见),觉得阅读神经被刮伤,当然也学不到东西(譬如:灵感和技艺——而从大师之作往往可以学到不止一点什么)。某君一开始是有心的,也有能力——有鉴赏力,也有论述能力。虽然时而好做理论的夸张演绎,但那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他对某些问题的把握,有时甚至比我们还敏锐;早年商榷疑义时,他对问题刨根究柢的热情,甚至还在锦忠之上。这当然很可惜,但却是不可原谅的,有天赋而未尽责,犹如遇溺而袖手。很多该做的事都没做,当然如果都不做,把问题留给下一代,日子也是一样过,一样会走到生命的尽头,一样会走进坟墓。一如我们上一代聪明世故的同乡学人,连持续的马华文学小评论都不肯写。忙于升等什么的都是籍口,吃饭应酬的时间不是多得很吗?

这当然是个严肃的伦理问题。

因此我希望以后可以不必再提起这名字。

2015/2/18大年除夕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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