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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脚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与者合影 |
【评论】林建国
大山脚（Bukit Mertajam）作为文学地景是一桩奇特的事件。文学史上，以一地一镇作为小说虚构场景，所见多有。近代中文世界，便有鲁迅的鲁镇、未庄与莫言的山东高密。法语世界里普鲁斯特的贡布雷，美国文学中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郡，都是有名例子。然而这些地景，概由个别小说家承揽，是他们个人的文学迷宫，都和作家群聚的大山脚断然不同。自1950年代起，此地涌现一群写手，前仆后继，小说、诗歌、散文海量泉涌，本次大会手册上就列有他们作品超过160种，实际可能不只此数。我们从未在任何一支文学传统中，见过有何等小镇，足以媲美大山脚的典范。大山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出身马华文学的我们，遥遥听闻大山脚，仿佛自家后院。然而过去学术资源匮乏，使得一切止于听闻，相关深度思考没有发生。兼治小说出身的诗人学者辛金顺，凭其敏锐的学理嗅觉，接续文学运动（现代主义）与刊物（《蕉风》）两个议题的拓点之后，终将视线落在大山脚。长年在此地立传，写出《文学的武吉》的小说家陈政欣（1948-），与辛金顺一拍即合，终于开办此会，相约在文学的大山脚进行地景测绘与照相。在马华文学成为一门国际小显学的今天，走出这一步尤其重要。因为再不自行开发论述，大山脚就算还在国境之内，“大山脚学”仍可能远走他乡，寄人篱下。
于是，一场学术会议之重要，关乎话语权的建立，甚至抢夺。就这点马华文学一直处于劣势；更遑论大山脚文学，根本没有学院就近支援。其实伤害早已造成，2016年黄锦树论大山脚小说家菊凡（游亚皋，1939-）即说：“40年来的马华文学评论显然是对他有所亏欠的。当年我们编《回到马来亚》没给菊凡一个位置，也有过错” ，具体而微道出学术如何迟到。遂有小说家小黑（陈奇杰，1951-），贵为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校长，以一所私立中等学校之力，带领一群在地写作人，共同扛起高等学府所怠忽的职守，推出这场国际研讨会。这种眼光，只发生在马华文学。而在马华文学，似乎又只能发生在大山脚。这种眼光，是一片黑暗迷茫之中，苍凉而又锐利的视线。到底他们看见什么？我们这群外来人口又从中看见什么？真的有看到吗？两种眼光，在大会进行的两个整天之中试着磨合 。以下不成系统的记录，希望能为这场两种眼神的交会，留下吉光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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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历史书写，除了文物证据，最好还有人证，文学史亦同。出生吉打州的诗人学者李有成（李苍）、陈鹏翔（陈慧桦），写作史几与大山脚文学同龄，并与国家的诞生几近同步。李有成集中讨论与他同期写作的萧艾（赖南光，1936-）、忧草（佘荣坤，1940-2011）、艾文（郑乃吉，1943-）等人诗文，尤其他们对于这个新兴国家的期待。（相随的失望，则如高嘉谦在他演讲时说的，发生在忧草所经历过的乡土爱的1.0、2.0到3.0版的转变。）李有成于是认为，忧草等人取材、语汇、诗风，皆倾向浪漫主义。一般我们讨论大山脚文学，尤其小说，重心都往现代主义倾斜。李有成凭其西洋文学厚实训练，带着更悠远的文学史目光，穿透现代主义，看见大山脚文学底下闪耀着的浪漫精神。至少在英语世界，浪漫诗不只滋养着现代诗，还是一个比现代诗难上百倍的诗种，其思想之深邃，不用上十年读诗功力别想掌握。暂将作品评价一事搁置，并将大山脚诗拉抬到浪漫主义的高度看待，我想是李有成最大的贡献。也在这基础上，我以为才能理解他何以提出Worlding的概念：怎么把作品“世界化”，把这些诗带离大山脚，进入世界。按Worlding一词发源自海德格的存在论（尤详他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二战之后他持此议时，总说“有诗为证”，所举之作，悉出德国浪漫诗人贺德麟之手。如果大山脚是一个世界、能够自成世界，这份浪漫想像——与任何“存在”的可能产生千丝万缕关系的想像——正是李有成诗意的馈赠。
然而文学精神要能凝聚，再而流传，则有赖结社。有着诸多大山脚作者参与的海天社便是例子。陈慧桦当年即为海天社台柱，1964年赴台留学之前，发表过一两百首以上的诗，足见当年海天同仁散发的能量何等巨大。林春美写道，海天社一度是北马作家云集之地；解散之后，被1971年在大山脚设立的棕榈出版社取代，“‘文学重镇’，由是从居林转向了大山脚。”海天从此隐去。然而这些人后来又去了哪里？没有说出的故事，部分就发生在李有成与陈慧桦身上。江宝钗论文作了详述，两位诗人后来晋身成为学院中人，在台湾学界立足立言，亲手调教出一批青壮文学博士，目前各居台湾学界要津，对着整个中文世界散发他们的影响力。陈慧桦早年与古添洪大力发扬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个人并早于史书美10年，首在马、台两地推出他用英文“杜撰”的Sinophone（“华语风”）一词 ，大开风气之先。今天我们对于马华文学受到台湾影响之说习以为常，但其实影响应是双向，只是我们从来不知如何言说。李、陈二人既属广义上的北马诗人，地缘上与大山脚屡有交集。他们在台湾发光发热50年，能不能说有一股源自北马的文学火种，当年就被他们带往宝岛？所以台湾文坛，若细加追索，其实也有大山脚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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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回答的问题还在：大山脚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那么多人聚在这里一起写作？
我们知道，作文、写信，人人都会，但使用文字创作，尤其虚构一段情节，捏造没有的人物，再生成一个故事，则是不同的事。从作文到创作，思考需要几经转折，是否转得到位，往往又不在个人的意志或是选择。有人问过美国诗人金斯堡（Allen Ginsberg），当年他如何选择成为诗人。他回说，那不是选择，而是某种理解与自觉（realization） 。有此自觉，写作就成为calling（召唤，或是志业），有如某种神圣使命到临。但在大山脚这个聚落，写作却是日常，仿若礼俗、习惯、信仰一类家常之事。过去原始部落编织神话，今天大山脚的聚落编写故事，全然出于一份自觉，如此而已。
我是以这样的人类学眼光，看待辛金顺与魏月萍有关大山脚地志学的巨观论述。辛金顺的提问是：“大山脚作家／诗人是如何去想像和建构‘大山脚’？”他动用了几位重要的理论家，说明地景、建筑、书写皆为记忆载体，使得个人记忆，有了集体与公共的价位。不仅如此，记忆还因为文学的缘故成为传奇，一如陈政欣《文学的武吉》，“以创造性的记忆，搬演着一座市镇”。虽此，陈政欣传奇所本，仍不脱说书人的个人生命史。连同忧草、方路，“他们在叙述大山脚身世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叙述着自己的身世”，并且“存在着一份自我的身分追寻、探索、认定与文化认同的意识。”
辛金顺是借着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来回辩证，推展他的论述。首先，个人记忆透过（作为公共载体的）文学中介之后，成为传奇。虽然使用的是公共媒材（文学），但诉说的却是一己身世。现在，这个写出来的（个人）身世，又被用来丈量大马华人（集体）的文化认同。正是这种来回辩证（辩证是我的用语），形成了大山脚文学的特性，使辛金顺认为“更能凸显‘马华性’的书写特质。”
若是如此，则所谓的“马华性”，内容既是“在地”特质，暗暗指向马华作家对于个别城镇的认同，大于国家。不是马华文学不爱国，而是“国家”在大马语境内拥有的是无上权力，对于大马华人的“文化认同”没有停过施压，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知所收敛。这是辛金顺动用史书美的“在地性”去把握大山脚文学之后，让我们看见的“马华性”，却是“城镇”与“国家”在马华文学里的断裂。
魏月萍也论及“马华性”，但使用的词汇是“‘马华’特质”。从中她也看见相同的“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紧张关系。首先她写道，“‘马华（文学）’渉及的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然而一旦进入实务操作（写作），素材对象，几乎只剩个人地景。就像她举的英语诗人林玉玲，写来写去只有马六甲，她的故乡以及出身之地，并非抽象的“国家”。到头来，想要巨观地提问——如问何谓“马华性”或是“‘马华’特质”？——取得的答案线索却藏在微观的地景里，如大山脚一类的个别城镇。
当然事涉文学，大山脚自然不能指涉没有生命的地理空间。魏月萍的作法是将大山脚视作“文学社群”，极具野心地“考察与反思一个文学社群的认同发生与建构，如何从地景、地方，延伸至共同的地域意识，探索其中蕴含的问题与困境。”她拋弃“方言群”的概念，改依白永瑞将“地域”作为“人际活动所创造的结果”一义，回头推动她将大山脚视为一个以“文学社群”作为内容的“地域”。透过大山脚的“人际活动”，她又拉出一条时间轴线，从过去到现在展示出的“‘过番南渡’、‘反殖与马共’以及‘武吉地志’3个面向”。前两者是大马华人社会共享的“人民记忆”（对立面是“官方记忆”） ；“武吉地志”则是前二者的收割。无论“过番”还是“马共”，都是不受国家保护的的移动、流徙、反抗、困顿；“地志”则是停下来在家园里书写。无论是动是静，3个面向三位一体，都在明中暗里跟国家对抗。三者最后拉成一条直线，“仿佛是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的演进过程”。原来国家是如此诞生！在大山脚文学里，甚至整个马华文学，国家的诞生与官方认知，竟是如此地兜不拢。
官方说法冷冰冰自不待言，相较之下，魏月萍笔下的“‘大山脚文学’作为一个‘地域空间’，在历史共感、情感联系以及常民生活互动等方面”，无疑是充满生命力而又有温度的。除了有“乡”有“故土”，大山脚文学更有饱满的“精神依恋”。当然那是对生者而言，死者又是如何？从“过番南渡”到“反殖与马共”，没有一项不卷入分离、挫败、惨胜、死无葬身之地，连骨灰都不许运回。直到“武吉地志”的书写才发现，看似永恒不变的大山脚，镇里镇外其实住着的是无常。只有文学才能镇住种种这里的无常。此时，若要谈“文学作品背后具有的‘共感’因素和动力”，生者死者都须一起考虑，否则奢谈在大山脚“群体认同的建构”。当魏月萍写道，“大山脚宗教氛围浓厚，庙宇林立，镇民日常生活中，不时有机会进入神圣的宗教空间氛围”，我们必须把宗教并也视作文学的“共感”因素。相形之下，“国家”哪需要文学？“国家”只要官方说法，说法中所有马共都活该去死。“国家”之缺乏想像力，欠缺“‘共感’因素和动力”，反倒说明文学是一种能力。要能习得，必须来到大山脚。
大山脚文学能走到这一步，算不算也是“马华性”，或是“‘马华’特质”？
显然大山脚作家们比我们想像之中刁钻多了。面对“国家”论述这种正规军队，他们很早便师从马共，采其灵活的游击路线，来去无踪、真假莫辨、难以捉摸。魏月萍即发现：“陈政欣曾揭示自己是采取虚构、魔幻与推理方式，以虚实相间文学形式构思、书写武吉。”但无论如何魔幻，陈政欣依旧以虚击实、有的放矢，以致朱崇科认为陈的写作路线“仍属于现实主义创作范畴”。
关于写实或是现代的分野，后头另有申论。但若说陈政欣看似魔幻的“马华性操练”，一切均有所本，就因这点认定他属“现实主义创作范畴”，应无争议。何况朱崇科的“马华性”所指，涵盖大马现实世界里的华社历史以及政治现状，指涉非常明确。
然而如果没有自觉需要写作，以上种种不会发生。大山脚的一切，终将只停在“过番南渡”、“反殖与马共”，不会有其“武吉地志”。正是因为有所自觉，写作才能变成志业，成为大山脚这个聚落里神圣而又神秘的召唤。“大山脚宗教氛围浓厚”须与“大山脚文学氛围浓厚”视作相同命题，不然写作不会仿若礼俗、习惯、信仰一般家常。这是因为在大山脚，写作有如祭祀，既祭生也祭死，只因生时疲劳、死后无常，生者死者均皆无所适从。这时文学恰如其分地到来，镇痛安神。我且以如此微观之见，响应辛金顺与魏月萍两位的巨观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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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并不止于是日常生活上的幽微、“共感”或是“精神依恋”。大山脚作为“地域”，既如魏月萍所言是“人际活动”的结果，则微观聚焦所在，便必须是人了。能够书写种种这些幽微并产生共感的人们，即为群聚此地众多写手。这次会议，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微观论述之中，除了前述朱崇科之论陈政欣，并有张光达之谈方路（李成友，1964-），高家谦之写忧草。3篇都是钜细靡遗的大山脚“作者论”，铺陈的是3个意趣不同的生命史。
然而，即便是微观层面，集体记忆的问题仍然挥之不去。辛金顺就曾在巨观层面提问：“‘大山脚’的记忆建构，又将会展现出一种怎样的马华文学书写姿态？”往方路身上寻找，忽然就有了答案。张光达写道：“陈雪风或许是评论方路的诗作的第一人，他在〈方路的诗路〉一文中指出：‘诗人的记忆，也是历史的记忆。’然后他以较为随意的口气，对这一句话作出简短的解释：‘写的都是记忆中的往事与见识。’”张光达虽然用了陈慧桦的“写实兼写意”二分概念解析方路，但两者最终还是要在方路繁复的记忆书写中合体。所以繁复，因为一般我们惯见的记忆理解无法探其究竟，需要张光达借用贺栩（Marianne Hirsch）的“后记忆”（postmemory）概念来作诠解。所谓的“后记忆”，概指“作为犹太大屠杀灾难者后代〔，〕面对和纪念这个既遥远又息息相关的灾难性创伤记忆。”子孙后代或许没亲身经历这场灾难，但他们受到影响，生活在这记忆里。有如无法泯灭的家族记忆，透过隔代来遗传。诸如马共斗争，就是大马华人集体的“后记忆”。尤其住在华人新村里的人们，通通记得，虽然他们可能没见过英军或是马共。
若我这番理解正确，则方路的作品，可用3个字概括：“我记得”。我可能看过，也可能没看过，但我通通记得，所以我伤感、我哀悼。张光达写道：“对方路来说，或许书写记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捍卫、保存与延续前代人的记忆，透过文字的情感结构，或一种独特的‘情感修辞’（emotional rhetoric），来达到一种纪念或伤悼的方式。”方路离不开大山脚，一如有的人离不开华人新村。不管新村生活条件多么恶劣，恶劣到令人绝望，他们就是走不开。新村不正是英国殖民手段，某种集中营的翻版吗？一如二战时期欧洲的犹太人集中营，今天全解放了，但幸存的人们有的一辈子离不开，走不出去，包括他们子嗣，依旧无法跟家族里这个痛苦的记忆离异。这正是贺栩“后记忆”最为关键的定义。“后记忆”之离不开、不离开，就像廖克发的家族纪录片《不即不离》。方路之于大山脚，同样也是不即不离。
曾经有一度国家是有希望的，这般想法，发生在同为大山脚作家的忧草。在高嘉谦温润的笔触之下，忧草写作目的，有一度是为了“祝福青春”。“忧草从《风雨中的太平》、《乡土·爱情·歌》到《大树魂》的抒情文所呈现的乡土感性”，充满“赵戎推崇的爱国热情”。
但是“在 50 年代末期第一波现代主义掀起风潮之际”，忧草开始改变。“1955 年 11 月《蕉风》创刊后，彻底改变了马华文坛的生态。”连同《学生周报》的推波助澜，忧草等一批年轻作者“笔下重新铸造的乡土感性，以及感受〔到〕的政治时空变迁，促成了他们试图走向不同的乡土抒情趋向。”高嘉谦细腻地解释了忧草文风转换的多因复果：转换，不全然是现代主义透过《蕉风》的输入，也不全然是“政治时空变迁”带来的压迫感。应是两者都是，两者都不全然是。高嘉谦这里所尝试的，毋宁是日本文化中极其幽微而又困难的“阅读空气”——意义总在表象之外，只能感觉；更切确说，只能“共感”。这种幽微，高嘉谦透过引述忧草〈网之囚〉一文片段如此描述：“带有音乐性的悠扬，连绵的情思转折，忧草看到乡土残酷世界的内部，但迷恋诗语言的转化。”一方面，忧草看见外在世界的“残酷”，另一方面又“迷恋”诗的语言。面对外界如此受伤，他开始耽溺于一个内部世界（诗语言）。这不尽然是作家对于现实世界的逃避，因为就算是逃避，也是另一种面对。真正发生的，是作家某种新的感性的生发，某种理解世界的开始。所以，忧草“稍后的《乡土·爱情·歌》，抒情的不仅是内部情思，也扩及了外部情境的流转，以及人事。”高嘉谦说得隐晦，何谓“外部情境的流转”，有赖我们的大马60年代记忆来补足，尤指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变动，最后爆发成为1969年无法收拾的局面。至于“人事”，应与年岁增长有关。年纪老大之后，蓦然回首，原来所有“青春”纪事，只是“这群马华青年作家的起手式，预见了往后他们走向的抒情实践和转折。”
（1，待续）
（南洋文艺，19/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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