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起母亲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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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刘谛（新加坡）


我生平曾背负着母亲上楼两次，第一次时，我17岁，母亲47，那是1959年，59年前的往事。

当时，父亲去世不久，母亲病倒了，混身骨头酸痛，疲软无力，体温反复。我家住在当年交通极为不便的香港穷村落鲤鱼门，没有诊所，她服了些成药，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家中就只靠15岁的五妹照顾着年迈的祖母和3个弟妹，幺妹才5岁。

我在隔了座大山的调景岭读高中，寄宿，周末才回家。刚到家，虚弱的母亲便嘱我扶她到筲箕湾去看一位老西医。我家在靠近天后庙的马环村，要走好一段村路才到小码头，我要背她，她说我太瘦了，不肯。扶着、靠着、撑着，上了俗称“哗啦哗啦”的摩托小渡船，在筲箕湾上岸后，再走十多分钟才到那诊所。它设在典型的旧式“唐楼”二楼，没有电梯。直上二楼的木楼梯又陡又暗，阶级很窄，虚弱的母亲不可能爬得上，我坚持着要背她。

背起母亲才发觉她竟是那么的瘦骨嶙峋，不重，无力地伏在我背上，还不忘切切叮咛：“条梯咁直，上几级停下喇！”。我背着她腾不出手去握那扶手，只能由她伸出一只手勉强地扶着墙壁，母子齐心，几级一停地终于捱到了二楼。

老医生经检查诊断，打针开药后，对我说：“你母亲是忧劳过度了！要多休息。”说罢，还略带责备地瞪了我一眼。

忧劳过度！是的，尤其是近两个多月来，那些折磨身心的日子，使母亲在默然毅然的撑持过后，终于颓然病倒。

在这段日子里，我该是最能体会母亲的悲忧愁苦和劳累的子女了。约两个月前，医生决定为久病的父亲动切除膀胱结石的手术，但不幸地，开刀后才发觉竟然是绝望的末期膀胱癌。被转移到住十多人的疗养大房，实际上是等待死亡了。那时大哥在大马任编辑，二姐在台湾半工读学护理，三哥在当无薪包食住的裁缝学徒。为了照顾父亲，母亲把五妹留在家里带扶弟妹侍候祖母，而带着请了假的我寄住在港岛的亲戚家。天犹未亮便起身煮粥带到医院，晚上回到住处睡地板。每一天，对父亲和母亲来说都很长，父亲的疼痛如处炼狱，母亲压抑着的悲伤凄楚，和对现实及未来的忧虑凄惶，又有谁人能解？

在父亲的病榻旁，母亲默默地喂他吃粥、替他转身抹体、侍候他大小便，对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放心吧！”。瘦得像具骷髅的父亲除了难抑的疼痛呻吟外，常虚弱地闭着双眼，当凝视着母亲时总带着浓浓的歉意，再也无能为力了，还能说些什么呢？亲子三人常沉默如铅，他偶而会对我说一句：“俾啲心机读书呀！”。

一个多月后，父亲终于放下尘缘，深夜在医院悄然离世，终年53岁。那天一早，我们才走进病房的大门，便看到那空荡荡的床，母亲呆站了一会，然后噙着汨继续前行，默默地处理父亲的遗物和后事。我从未见过母亲流泪，那天，也没有！

母亲内敛而坚韧的个性，使她在面对变化或逆境时，都能够默然接纳和作出应对。一个村女娥眉嫁入了大户人家，享过荣华富贵也历经战乱。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一家人落难香江，生养了9个儿女的她，虽然对家境的迅速衰落无力回天，但在这10年里，她帮着父亲把这个家撑过来了！大儿子才开始就业，枕边人却缠绵病榻最终舍她而逝，半生的起落跌宕，此际的悲优愁苦，再有谁人与共？

她是把眼泪和悲恸都往肚里吞了吧！大哥预支了数月的微薄薪水汇回以办后事，为了省钱，他和二姐并未回港奔丧。母亲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有条不紊地把后事办得周全，丧礼庄严而不失传统。事情都办妥后，我回校上课，母亲则身心都淘空了，回到了鲤鱼门，在茫茫的前路前，颓然病倒！

17岁的我，对母亲，只能够背起她上楼看病。而能给与母亲最有力支撑的，是我大哥，他收入虽然微薄，却负起了一大家人经济上的重担，而且给了弟妹们最佳的示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的坚韧、大哥的担当、二姐三哥的相继学成就业，使家逐渐走上正常的轨道。我大学毕业后，才与三哥把家从鲤鱼门搬到了九龙，随后不久，为了多赚点钱奉母，我转职星洲，并在此安身立命。成家后，我每年都会偕妻子回港与母亲共处一些日子。

1982年，母亲70岁，9个儿女全都已如她所愿地长大成人立品正行，并也都已先后嫁娶成家立业。依我们乡俗，本来只是把生日当常日地过，但大家都觉得母亲已70古稀，从心所欲之年了，为我们含辛茹苦了几十年，应该好好地给她庆祝大寿，乃决定设寿宴在大酒楼的二楼。

我与妻子回港住在母亲家，那晚一同赴宴。不巧也真巧地，酒楼的电梯故障，因母亲上楼梯会气喘咳嗽，我极其自然地蹲下要背她上楼，她略显腼腆地笑着伏在我背上，还是不忘在我耳边切切叮咛：“要小心唔好闪到腰啊！”

那是我第二次背起母亲上楼，完全不同的境况，相隔已23年了。那晚上，母亲很开心，是纯粹无杂的欣慰与喜悦，开怀的笑容里，不带半点儿已过去了的沧桑！

（2018年7月完稿）

（南洋文艺，30/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