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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澄著《离散前后》 |
【序文】碧澄
朋友都说我能够写各种文体，我不否认。但无可否认，我写哪类文体以及文稿的长短，往往受环境，特别是时间和需要等因素的左右。
先说“需要”。报章杂志的邀稿，盛情难却，不好意思推辞，唯有逼着自己根据有关方面所规定的条件（文体和字数或行数）去写，并在指定的期限交稿，不得有误。一般上，对方所要的多是30行以内的诗歌、一两千字的极短篇、两三千字的散文或四五千字的短篇小说。就从没接过要写中篇或长篇小说的邀请，有吗，就是比赛或征稿性质的，录取与否权力由主办当局掌控，作者或投稿者无可置喙。成绩揭晓，落选就落选了，无须任何理由，总之是一句话——未达标就是。很久以前，我似乎尝试过一两次，明知此路难行，不走其他的路，那才是傻瓜。这说明一个道理：在我们所处的生活天地，文学是受到限制的，文学作者不能有太大的发挥空间毕竟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再说时间。我曾经在一篇自剖性的散文（<也算自剖>，发表于《马华文学系列·少年游》，2017年3月号）中这样写过：“书写的领域何其广。我涉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文学评论）或非文学（时事评论、报道）、翻译（马来文和华文对译，主要是文学类作品）以及工具书（以华、马、英双语或三语编写的辞书），间中加上编写课本或作业簿。无法独沽一味无疑是一大缺点，但采用‘轮耕制’，不让笔底有太多的休闲，最适合我们这些在生活线上挣扎，以零售的方式利用或出售空余时间的‘写手’。”这道尽了我们这些死抱文艺，文艺却不能让我们温饱的所谓“写作人”困窘的处境和尴尬的局面。
为了个人及家人获得较舒适的生活，我除了正业，课余不得不充分利用、分配时间从事多种似乎与文艺没多大关系的工作，文学写作成了副业中的副业。所受工作压力的繁重可想而知。然而，我认为一个人既然自行选择走上这条蜿蜒崎岖的小道，少不免以傻子的称呼自嘲作为口头禅，却不应该妄自菲薄，更不应该自暴自弃。写作，吃力不讨好，既无利可图，又不受社会重视。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们更应该坚守岗位，尽一己的力量，不让马华文学这棵老树倾倒；甚至期盼因了我们的不屈不挠，希望它得以不断开枝散叶，有朝一日还结出累累的果实。每个人都要有梦想，马华作者更不可没有梦想。理想给我们提供所需的动力与冲劲，使我们这一群人在马华文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一代接一代，生生不息。这是我一向的信念。
有时候，我们的职业或所做的一切事情，无非冥冥中先有了安排。2013年11月27日在约旦河洗礼信主以后，我对此更加深信。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写作界的，都期望到了50、60岁从职场中退了下来，不受朝九晚五硬化的工作方式所约束，专注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将能有一番作为，尤其是创作。但据我的观察，退休后真正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点什么的，所占比例不太多，实际上多数是事与愿违。有些受含饴弄孙之羁绊，有些受随之而来的各种病痛所负累，有些受经济环境的限制而无法到处行走，不一而足。数十年来，习惯了过某种固定的生活方式，一旦生活方式改变，就像一个原充满了气体的气球，里头的气慢慢泄了，不是后劲不足，就是干劲松懈，甚至斗志欠缺，都未能满足、实践当初的宏愿或抱负，徒叹奈何。
我的情形不同。在国立中小学服务（并担任副校长）36年，不能说什么鞠躬尽瘁，尽了责任就是。1996年按照公务员条例，55岁不得不离开教职。但离开任教华中的第二天，我就到一家出版社去履新，担任总编辑的职务。专心致志，1997年终于完成了拖延了好几年的《最新马来语大词典》（Kamus Perdana）的修订工作（原稿出自锺松发君），该年年底出版。由于符合师生和广大华社之迫切需求，那部词典深受大众欢迎。
1998至1999两年，受聘于吉隆坡某大型独中任第一副校长，因不能适应学校的机制，不接受董事部续聘而毅然辞职。以后的3年，担任另一家较大规模出版社的编务顾问，并协助编写学生作业和读物。然后先前的出版社重组，我就再度回去当总编辑兼编务顾问。11个年头一晃就过去了。这段期间，为出版社编成的词典共30、40种，其中最受瞩目的是Kamus Kembangan（《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Kamus Idaman Poket（《常用马来语词典》）和Kamus Titian Bahasa（《三语字典》）等。
不得不提到的一点；锺松发的Kamus Perdana初稿花了好几年的岁月编成，辗转到了我手上，把马来文的旧拼音改为新拼音，增添词条，修饰释义，补充例句等等，头尾也用了几年的时光。有位朋友见了这部大块头的东西，感叹地说：“相信这是你们一世人能交出来的结晶了。”没想到这句话“刺激”了我，不以为然，大约从2000年开始，自行着手编纂Kamus Kembangan，又经过11年，2010中面世，可说比Kamus Perdana更有分量。
这期间，我在本地日报有过几个专栏，也写过一些散文和极短篇。比较有系统的作品是2012年出版的5部“校园小说”（《变化》《梦想》《考验》《突破》《追寻》）和2013 年出版的“温情系列”（《水塘路7区》《家在15碑》《蕉赖4楼》《6里村风波》《中南区3巷》）。每部约4万字，专为儿童少年而写。此外，在出版社几位年轻编辑的协助下，陆续让我的5部选集面世（《碧澄短篇小说选集》〔2012〕、《碧澄诗歌选集》〔2013〕、《碧澄评论选集〔上〕》〔2013〕、《碧澄评论选集〔下〕》〔2013〕、《碧澄散文选集》〔2014〕），还整理并出版了近年写的散文集《今年有点儿特别》（2013）、《梦在哪里》（2014）和《感悟集》（2015）。
2015年离开全职的编辑工作，主要是希望能挪出较多时间写作和编书，更重要的是为了写好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学士学位(USM)于1979年通过校外系（前后一共得花5年时间）获得。其时我当一所华小的副校长，那5年并没影响我的正常教务与行政工作；硕士学位（UM）于2011年取得，编务工作也完全不受影响；2013年报读的博士班，给了我若干压力。以我的倔强性格，一旦投身进取，绝不会打退堂鼓。皇天不负有心人，间中虽面对一些困难，过后都迎刃而解了。碧澄76岁高龄考获拉曼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的消息为人称许。
这3、4年时间，当然不全用在博士论文的书写方面。从2016年到2018年我出版的单行本已有多种，包括儿童少年读物“小人物系列”（《为毛小孩找一个家》〔2017〕《悠悠华乐情》〔2017〕，还有3部未出版，每部约5万字）、《零七八碎》（散文集，2017）、《郑和在满剌加》（长篇小说，约15万字，2017）、《《诗经》的“风”与马来班顿：形式和内容的比较》（博士论文，约16万字，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资助出版，2018）。
（南洋文艺，2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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