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6日星期三

《离散前后》自序_2

【序文】碧澄

我可说是搞马华双语的少数华裔作者之一,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开始,即在马来报刊投稿(短篇小说、论文、诗歌等),唯至今只有数种结集出版,即Migrasi Ke Selatan (短篇小说集,国家语文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简称DBP〕出版,1997)、Perkamusan Melayu-Cina (1403-1972): Perkembangan Sejarah dan Struktur Kamus(《马华词典的编纂〔1403-1972〕:词典历史和结构的发展》,硕士论文,2012,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资助出版)、Menjejaki Sastera Melayu(《涉足马来文学》,马来古典与现代文学作品介绍,Gerakbudaya [文运出版社] 出版,2015)、Kepingan Mozek (《马赛克板块》,世界文学评论集,ITBM出版,2016)。在翻译方面,Membuat Kertas(《造纸术》)、Mencetak(印刷术)、Garam Mesiu(火药)、Kompas(指南针)(中国四大发明,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017)和Zaman Jepun di Malaysia……Tiga Tahun Lapan Bulan Yang Dahsyat Sekali(《马来西亚的“日本时代”——惨绝人寰的3年零8个月》,陆培春原着,Pusat Bahasa Aman出版,2017),都不属文学类,属于文学类的是部分Mimpi Rumah Agam (《红楼梦》57-69回,译创社,2017)。

把这些“成绩”倾囊相告,并非为了炫耀自己,相反的,我在检讨自己的是非得失:其一,表示我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出道”以来,浪费的时间比很多人都少,换句话说,我对工作投入,充分利用所有的时间;80年代初,因妻子得病而至去世,我几乎停止执笔,是一股强烈的意志牵引我重新上路;21世纪初那3年,我不用上班,工作量明显减少,写的东西也少了很多,但另一方面,我每早爬山运动,是否因而打好健康的基础以便走更远的路途?过后,我一方面自责,一方面又有塞翁失马的庆幸。每当有人问我哪来的精神,我总是笑着回答:身体的基因得自父母,本身不时督促自律,对事业专注,如此而已。其二,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所写的东西,不可单单以量的方面来衡量高低,还得顾及质那方面。

在上述那篇自剖性的文章中,我也说:“作品的优劣,评者多凭主观与直觉,不能作为客观的标准。我对自己的评价是:能在死后留下这些东西,总有部分对读者略有裨益或者能读得下去的;扪心自问,所写过的文字,不完全是垃圾,不至于诲淫诲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就不应该有什么遗憾了。“显示我对自己的要求一直是相当严格的,而且希望自己在量与质都能不断有进步,而不是一直在原地踏步,那无疑糟蹋了笔墨和报刊提供发表的宝贵园地,更浪费了读者的时间和精神。

我曾坦白地对人说过,在几种文学体裁当中,我最喜欢写的是小说,正如我最喜欢阅读的书是小说类。诗歌用字遣词求精简,有时可遇不可求,把笔放下,等待灵感,我不屑为之;小说不同,有人物,有对话,有故事情节,开始可能无从下手,投身进去以后,逐渐顺畅,几乎与故事人物在一道,爱之恨之,非常接近,有时竟到了欲罢不能的境地。

无可讳言,我是属于性格刚强的一类人。有时我本身也发觉自己很固执,常常不跟着大队走。例如大家一窝蜂写短诗或极短篇,我只是偶尔跟跟,心中不以为然,认定写篇幅较长的才是正经事。

关于诗歌,近年来有人极力提倡短诗,特别是六行诗,据说是为了读者的需要和口味,当然也为报刊的篇幅着想;反过来,也有人呼吁诗人不妨多写篇幅较长的叙事诗,以填补这方面的欠缺,让后人从中得以窥探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社会现实的描绘或反映。1981年我在《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发表的长达两百多行的叙事诗<茨厂街·我们的街>甚获杰伦君的欣赏,鼓励我再接再厉。虽然也曾跃跃欲试,后来那股劲儿给压了下来,让路给别的计划。我的优先计划是小说,是中篇或长篇小说。当然,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写中篇或长篇,不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吗?我实在担心自己“眼高手低”,再高的理想,不付诸实践,最后仍留在理想的阶段。不幸出师未捷就去了,徒留遗憾,也可能成为他人的话柄或笑柄。

已结集的诗集有6种,散文集12种,小说集(包括短篇、极短篇、少儿小说等)22种,可见我的一般写作趋向。虽也曾得过书写“多面手”的美誉,私下总以独缺长篇小说而感到不满。《郑和在满剌加》是在一股热潮的推动下于2016年动笔,2017年出版,共写了90章,“小说”加上“传记”和“史实”,三合一,也算得上是一项创举吧,但内心仍觉得有不足之处。曾有一位大学讲师给我忠告:不要再写“文绉绉”的文学类作品,尤其是小说,他看不下去,也不会有市场,社会喜欢报告文学,不妨在这方面奋进,将会有无限的前途。我认为这是他个人狭隘的看法。社会的不重视文学,不阅读小说(包括武侠小说)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小说作者不可因此而却步不前,社会大众则应设法针对病症给予治疗,而不是一味逃避。还有一点,写作,包括长中篇小说的写作,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里,就从来不是赚钱致富的管道或行业,把它当作副业来看待,愿意作出一定程度的牺牲,应该早有心理准备。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已有写部长篇小说的念头,而且有了大纲。当时的目标是十多万字,因为一般的概念是——5至8万字的可称得上是中篇小说,10万字以上的就可归入长篇小说了。其实我有点儿不自量力,心知这是一个大工程,非同小可。就是不想过于接近名称各异(如小小说、掌上小说、闪小说等)实则同类的极短篇,同时发觉出版的马华文学历史上长篇小说还不算十分丰富,有待我们去添补。根据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史料》的统计,至20世纪70年代,所出版过的234部小说之中,大部分为短篇小说集或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约30部,长篇小说不到10部,苗秀、韦晕、赵戎、林参天、李过、黄崖为其佼佼者。后来方北方加入,再加上孟沙、李忆莙等,增加了写作中长篇小说写作的风气。新近出版的两部长篇《小城恨事》(锺夏田,2016)和《满城风絮》(孟沙,2017),内容和篇幅都有长足之处,但我发现迟至2011年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金枝芒(周力)遗着《烽火牙拉顶――抗英战争长篇小说》(未完稿)才是最长的一部马华长篇小说。

1991年6月15日,“乡亲小说奖工委会”秘书吴恒灿曾在《南洋商报》策划一项“中篇小说座谈会”,目的是促请马华作家尽力从事中篇小说的创作,稍后也曾办过两届万元中篇“乡亲小说奖”,许友彬<一根头发的故事>(1991)和梁放的<观音> (1992)得奖。后来因故就偃旗息鼓。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也办过几届“长篇小说征文”,据说收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我很欣赏一些马来长篇小说作者,一直以写作长篇小说为荣,写了一部又一部。例如以写Salina (《莎丽娜》)闻名的A. 沙末·赛益(A. Samad Said),有一次我为学校邀请他去演讲,他劝勉有志于写作的学生必须有宏愿(berjiwa besar),竭力写出巨构,不以小成而满足。曾因推出Rentong (《焦》)和 Ranjau Sepanjang Jalan(《荆棘满路途》)等反映马来社会现实而被时任首相誉为“马来人的雨果”的已故马来长篇小说作家沙伦·阿末(Shahnon Ahmad)也常鼓励年轻作者站稳岗位多写有水准的长短篇小说。

(南洋文艺,27/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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