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碧澄
我可说是搞马华双语的少数华裔作者之一，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开始，即在马来报刊投稿（短篇小说、论文、诗歌等），唯至今只有数种结集出版，即Migrasi Ke Selatan （短篇小说集，国家语文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简称DBP〕出版，1997）、Perkamusan Melayu-Cina (1403-1972): Perkembangan Sejarah dan Struktur Kamus（《马华词典的编纂〔1403-1972〕：词典历史和结构的发展》，硕士论文，2012，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资助出版）、Menjejaki Sastera Melayu（《涉足马来文学》，马来古典与现代文学作品介绍，Gerakbudaya [文运出版社] 出版，2015）、Kepingan Mozek （《马赛克板块》，世界文学评论集，ITBM出版，2016）。在翻译方面，Membuat Kertas（《造纸术》）、Mencetak（印刷术）、Garam Mesiu（火药）、Kompas（指南针）（中国四大发明，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017）和Zaman Jepun di Malaysia……Tiga Tahun Lapan Bulan Yang Dahsyat Sekali（《马来西亚的“日本时代”——惨绝人寰的3年零8个月》，陆培春原着，Pusat Bahasa Aman出版，2017），都不属文学类，属于文学类的是部分Mimpi Rumah Agam （《红楼梦》57-69回，译创社，2017）。
把这些“成绩”倾囊相告，并非为了炫耀自己，相反的，我在检讨自己的是非得失：其一，表示我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出道”以来，浪费的时间比很多人都少，换句话说，我对工作投入，充分利用所有的时间；80年代初，因妻子得病而至去世，我几乎停止执笔，是一股强烈的意志牵引我重新上路；21世纪初那3年，我不用上班，工作量明显减少，写的东西也少了很多，但另一方面，我每早爬山运动，是否因而打好健康的基础以便走更远的路途？过后，我一方面自责，一方面又有塞翁失马的庆幸。每当有人问我哪来的精神，我总是笑着回答：身体的基因得自父母，本身不时督促自律，对事业专注，如此而已。其二，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所写的东西，不可单单以量的方面来衡量高低，还得顾及质那方面。
在上述那篇自剖性的文章中，我也说：“作品的优劣，评者多凭主观与直觉，不能作为客观的标准。我对自己的评价是：能在死后留下这些东西，总有部分对读者略有裨益或者能读得下去的；扪心自问，所写过的文字，不完全是垃圾，不至于诲淫诲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就不应该有什么遗憾了。“显示我对自己的要求一直是相当严格的，而且希望自己在量与质都能不断有进步，而不是一直在原地踏步，那无疑糟蹋了笔墨和报刊提供发表的宝贵园地，更浪费了读者的时间和精神。
我曾坦白地对人说过，在几种文学体裁当中，我最喜欢写的是小说，正如我最喜欢阅读的书是小说类。诗歌用字遣词求精简，有时可遇不可求，把笔放下，等待灵感，我不屑为之；小说不同，有人物，有对话，有故事情节，开始可能无从下手，投身进去以后，逐渐顺畅，几乎与故事人物在一道，爱之恨之，非常接近，有时竟到了欲罢不能的境地。
无可讳言，我是属于性格刚强的一类人。有时我本身也发觉自己很固执，常常不跟着大队走。例如大家一窝蜂写短诗或极短篇，我只是偶尔跟跟，心中不以为然，认定写篇幅较长的才是正经事。
关于诗歌，近年来有人极力提倡短诗，特别是六行诗，据说是为了读者的需要和口味，当然也为报刊的篇幅着想；反过来，也有人呼吁诗人不妨多写篇幅较长的叙事诗，以填补这方面的欠缺，让后人从中得以窥探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社会现实的描绘或反映。1981年我在《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发表的长达两百多行的叙事诗<茨厂街·我们的街>甚获杰伦君的欣赏，鼓励我再接再厉。虽然也曾跃跃欲试，后来那股劲儿给压了下来，让路给别的计划。我的优先计划是小说，是中篇或长篇小说。当然，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写中篇或长篇，不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吗？我实在担心自己“眼高手低”，再高的理想，不付诸实践，最后仍留在理想的阶段。不幸出师未捷就去了，徒留遗憾，也可能成为他人的话柄或笑柄。
已结集的诗集有6种，散文集12种，小说集（包括短篇、极短篇、少儿小说等）22种，可见我的一般写作趋向。虽也曾得过书写“多面手”的美誉，私下总以独缺长篇小说而感到不满。《郑和在满剌加》是在一股热潮的推动下于2016年动笔，2017年出版，共写了90章，“小说”加上“传记”和“史实”，三合一，也算得上是一项创举吧，但内心仍觉得有不足之处。曾有一位大学讲师给我忠告：不要再写“文绉绉”的文学类作品，尤其是小说，他看不下去，也不会有市场，社会喜欢报告文学，不妨在这方面奋进，将会有无限的前途。我认为这是他个人狭隘的看法。社会的不重视文学，不阅读小说（包括武侠小说）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小说作者不可因此而却步不前，社会大众则应设法针对病症给予治疗，而不是一味逃避。还有一点，写作，包括长中篇小说的写作，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里，就从来不是赚钱致富的管道或行业，把它当作副业来看待，愿意作出一定程度的牺牲，应该早有心理准备。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已有写部长篇小说的念头，而且有了大纲。当时的目标是十多万字，因为一般的概念是——5至8万字的可称得上是中篇小说，10万字以上的就可归入长篇小说了。其实我有点儿不自量力，心知这是一个大工程，非同小可。就是不想过于接近名称各异（如小小说、掌上小说、闪小说等）实则同类的极短篇，同时发觉出版的马华文学历史上长篇小说还不算十分丰富，有待我们去添补。根据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史料》的统计，至20世纪70年代，所出版过的234部小说之中，大部分为短篇小说集或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约30部，长篇小说不到10部，苗秀、韦晕、赵戎、林参天、李过、黄崖为其佼佼者。后来方北方加入，再加上孟沙、李忆莙等，增加了写作中长篇小说写作的风气。新近出版的两部长篇《小城恨事》（锺夏田，2016）和《满城风絮》（孟沙，2017），内容和篇幅都有长足之处，但我发现迟至2011年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金枝芒（周力）遗着《烽火牙拉顶――抗英战争长篇小说》（未完稿）才是最长的一部马华长篇小说。
1991年6月15日，“乡亲小说奖工委会”秘书吴恒灿曾在《南洋商报》策划一项“中篇小说座谈会”，目的是促请马华作家尽力从事中篇小说的创作，稍后也曾办过两届万元中篇“乡亲小说奖”，许友彬<一根头发的故事>（1991）和梁放的<观音> （1992）得奖。后来因故就偃旗息鼓。双福文学出版基金也办过几届“长篇小说征文”，据说收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我很欣赏一些马来长篇小说作者，一直以写作长篇小说为荣，写了一部又一部。例如以写Salina （《莎丽娜》）闻名的A. 沙末·赛益（A. Samad Said），有一次我为学校邀请他去演讲，他劝勉有志于写作的学生必须有宏愿（berjiwa besar），竭力写出巨构，不以小成而满足。曾因推出Rentong （《焦》）和 Ranjau Sepanjang Jalan（《荆棘满路途》）等反映马来社会现实而被时任首相誉为“马来人的雨果”的已故马来长篇小说作家沙伦·阿末（Shahnon Ahmad）也常鼓励年轻作者站稳岗位多写有水准的长短篇小说。
（南洋文艺，27/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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