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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路《我是佛》 |
【评论】郑宇航（拉曼大学中文系）
方路《我是佛》收录了其在2013至2015年间的奈米小说。方路利用了普遍对〈菩提树〉、〈兰若寺〉、〈断掌女〉三者的认知，刻画了一幅文字含义与故事截然不同面貌的奈米小说，瓦解了结构主义所认为的绝对二元对立。文字意义的不确定性，正是解构主义所认同的理论之一，并由此延伸出了文本没有固定不变的终极意义这一核心观点。
〈菩提树〉中菩提树原本被认为是洁净与神圣，佛祖释迦摩尼悟道之处，被扭转成欺骗与不祥，女同学母亲上吊自缢之处。这与权威解释相异，并与罗兰巴特所认为的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不谋而合，同样是菩提树，其代表的含义却非常多元。菩提树的普遍认知被瓦解，可以被诠释为善或恶、圣洁或不详、生或死、真挚或欺瞒等任何一种。对于一般人而言，菩提树是善与圣洁，但对于经历了母亲死亡的女同学而言，却大抵是恶与不祥。菩提树的形像在文本中并非绝对，是随着故事的推进而变化且具有流动性。由此可见，二元对立的关系被瓦解，虽然依旧对立却非绝对。这种流动的对立扩大了故事的张力，同样的事物在不同人的眼中出现了不同的解释与理解，而这种差异不应该被消除，反而应该被正视并反思。从故事中更深入去看菩提树隐喻中的转换，不难发现善恶间应该平衡对等的状态，实际上却以恶更为强烈
。
方路的〈兰若寺〉又别出心裁，消解了更多面的绝对对立。男女强弱的对立、人妖善恶的对立、经典通俗的对立等。这种对立的瓦解是借由经典的存在而产生的。一旦把兰若寺换成其他的名字符号，故事的张力将大为削弱。“语言是自由嬉戏的领域”（王先霈，2005：172），方路是借由依托《聊斋志异·聂小倩》，借由对兰若寺的认知，进行了一场文字游戏，将二元对立瓦解。更巧妙的是全篇不着情爱二字，却让人想像无数悱恻缠绵的人妖之恋。善恶原本对立，但是因为爱情而立场转换，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可以看做是高僧拋弃妖女的典型善恶不两立的爱情故事。强弱之别在文中也是一种流动性的变化，原本强势的男性高僧却败给了力气弱势的妖女，而原本代表着善良正义的寺庙兰若寺，也成了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邪恶死亡之地。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一种理解并不是基于方路的〈兰若寺〉，而是因为文本的互文性。读者必须阅读《聊斋志异·聂小倩》才能明白方路文中留下的许多空白
。
方路的〈断掌女〉是三篇中最短的一篇，但也最为令人玩味。文中的动静对立，即看书与磨刀事实上体现出的是一种张力。同样的情况所进行的活动却不一样，其中是经历了历时性的变化而动静对立正是在时间的流逝间发生了转化，而非全然对立。事实上从文中的三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动静之间的转换是进行了无数次才导出最后的断掌结果。但这篇〈断掌女〉相较于前两篇而言，其特别之处在于意义有更多种可能。结尾是以“寂寞的时候，她给老公看断掌，这次分开两截的掌，还沾着血。”（方路，2017：258）结束，带出的可能性与意义有至少3种。其一是女人伤害了老公；其二是女人自我伤害；其三是女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第一种可能性代表女人爱极生恨；第二种代表女人爱老公胜过了自己；第三种既代表迁怒也可能代表反抗。整体而言其意义是复杂的，可看作是对男性霸权的反抗，可视作是对爱情的控诉，也可当做人性的探讨。我认为对文本的解读还是归于读者，哪怕那是作者的解释与初衷，既不应该因此消除自己的看法，也没有向作者找寻答案的必要。这是因为文本中心论重视文本内部世界的文字世界，多于重视文本外部世界的社会历史。
从〈菩提树〉到〈兰若寺〉再到〈断掌女〉，文本意义并不是不变的终极意义。〈菩提树〉可以是对生死的探讨、对被欺骗的同情、对死亡阴影的探讨甚至可以是人性善恶的探讨；〈兰若寺〉则大抵可以是对男女地位的批判与嘲讽、善与恶判断的探讨、守护与摧毁的探讨甚至可以是性的探讨；〈断掌女〉则更为微妙，可以是情感的探讨、人性的探究、哲学的思考、对男性霸权的抵抗，人的本质的探讨甚至可以是对爱情是美好这一假说的否定。上述的论点以罗兰·巴特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最能完美概括。绝对的答案并不存在，哪怕是被奉为真理的事物，也不过是人类基于自身对事物的认知，用自己所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诠释。历史的车轮已经证明了许多所谓的“真理”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权威说法，随着人类对世界与自身认知的加深，对“真理”的解释必然会被更动修改。这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以及人类对事物认知的方式，无关“真理”本身。总而言之，文本解读的差异性不应为了达成统一而被消除，反而应该容纳这种差异性，因为正是这种差异性才导致了文本的多元解读与更为饱满的内涵。
（南洋文艺，3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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