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碧澄
毫无疑问，我以传统的写实主义为基础，不喜欢耍弄技巧，不知所云。无论如何，正如我不欣赏张口“见”舌的诗歌一般，不赞同小说直接顺序表述出来，那就等于故事的叙述。不含创作性的作品注定是失败的书写。最低限度，情节适当的倒序或安插，对话的生活化、口语化，描述的多元化都需要讲究，不可千篇一律，令读者没兴趣继续往下阅读。
我在2012年出版的《碧澄短篇小说选集》（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出版）的自序中写过这段话：“其实，基本上我服膺马华文学一路来深受马华社会推崇的写实主义路线，不过我不想‘独沽一味’、‘固步自封’、‘平铺直叙’，使写出来的小说平淡无奇，或变成说教的工具。换句话说，我在‘写实’的基础上，也讲求小说的架构或效果，让读者一方面能继续读下去，一方面又能感受到我要通过文字间接或不着痕迹地给他们传达的某些意念或思想。我不想掉入我国长期以来写实派与现代派纠缠不清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我深悉两者各有长处与优点，同时也各有不足与缺点。我只希望自己所写的东西是以有效的方式反映现实，既不教条化、枯燥无味、难以卒读，也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我在写作的道路上，讲求实际，有时不免有孤军作战的感叹，却毅然决然不想违背心愿和原则，靠边儿站，以提高声誉和地位。
我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断向前，求取进步，不要一直回头张望，忘了举步前进。虽然回望过去是免不了的，可用作借镜或检讨，却不能以此引以为傲，自夸、自恋，搞不好变了顾影自怜。作家理应不懈创作，交出新的佳作，决不可在原地踏步，还不断兜兜转转，躺在自己过去的影子上向人反复夸耀显示。前面提过的马来小说作家沙伦·阿末对读者谈到他的写作经验时，总是说作品发表之后，自己重读一遍，必然发现某些缺失，因而提醒自己，以后不再重犯，并竭尽所能，提升本身作品的水平。这种写作态度，值得大家效尤。
这部书的内容，以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国家社会境况为背景。那个年代，国家已独立二、三十年，除了一些因种族和宗教引起的事端，一般上进入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政府提倡“向东学习”（主要对象为日本），发展经济，以期把国家的“蛋糕”做得更大，让全国各族人民共享、分享。不过，国家社会也并非歌舞升平，完全相安无事。有几件事件，可载入国家历史，让人民认真思考其对国家的影响。举其较大者如下：对马来社会来说，吉打州莫马里事件是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引发的冲突，国家领导的“果敢”行动被部分马来群众认为偏袒、不公。对华社来说，1980以还的几年间发生的移民事件（往澳洲等地移居），可归咎于华族文化被拒绝纳入国家文化、教育制度有所偏差、华人政党分裂等，在在使华族感受到作为马来西亚的公民所享受的权益与地位逐渐被摈弃和腐蚀。1987年，因政府的偏差政策激起华社的极度不满，各华基政党与华社领袖在吉隆坡天后宫集会表示抗议，招致一群极端马来群众的反击，号召在吉隆坡太子路体育场举行“捍卫马来人权益”大集会。1987年10月18日一名手持枪械的发狂军人因特殊事故在吉隆坡秋杰路胡乱开枪扫射，当场射死三人并致伤数人，一时风声鹤唳，随后当局采取的 “茅草行动”对国家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的马共，曾参与抗日和抗英活动，1948年英殖民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并颁布紧急法令，至1962年结束。直到1989年12月2日，马共应允放下武器，在泰国南部与泰国和马来西亚三方面签署《合艾和平协议》。
书中纳入6个短篇，都是我那时候的作品。除了30章的<大江东去>因篇幅特长（有4万多字），之摘录后面一部分，其他5个全录，目的是给它们一个全貌。这可能是一种“偷懒”或取巧的做法，但能够给读者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需要向读者交代的就是：书中的两个主角，刘达凡和刘拓程是父子关系，父亲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物，思想贴近社会主义或偏向唯物论，儿子则是生于70后对父辈经历过的思想意识一无所知，而且对国家的历史发展所知有限，一向在安定的岁月过日子，有的只是对平等、民主等渴望。这些追求显然是相当微弱的。虽然两人都被外人看作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但两人内在感受的深浅大有分别。一个希望自己未了的“心愿”由下一代去补足、完成，一个并未真正了解自己需要作出什么改变，只知出去体验生活，就能够达到改变自己的不足或缺点。到头来，纵使几乎走完全国13州以及几个联邦直辖区，接触到多种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他的思想方式依然停留在原来的起点，并没有多大的“长进”。这可能缺乏某些能够给予他思想引导的人物。性格单纯、正直且脆弱的他，虽能够抗拒一些外来的不良因素，却无法面对与阶级有关的感情问题。对于心仪的女子密斯黄，他似乎没想过采取主动去博取对方的芳心，一发现对方另有对象，他短期间因此而伤心、颓丧，但很快便放弃。密斯黄看上一个来自低层家庭的男子，竟愿意放下白领职业而跟随那男子去打拼的时候，他丝毫不欣赏她的独特的表现，甚至看不起那男子，更为她不值，担心她以后会吃苦，心底的阶级观念逐渐浮现出来。邂逅了汪嘉妮之后，心中很快就让她取代了密斯黄的地位，虽看不出他含有“报复”的意念，但无论学识、见闻和开朗的性格，使他的伤口迅速愈合。最重要的就是汪嘉妮的家庭背景比密斯黄强，也许他私底下会以此引以为傲。这仍然是阶级观念在作祟。这么一来，多个月的“离散”，达凡所不推崇的“阶级”思想，竟然深埋在拓程的血液里，挥之不去。此外，令达凡异常失望的，别说脱胎换骨，单单领略到一些“成果”就心满意足，几乎不想再出外去迎接风浪、挑战困苦了。思想简单的莫兰芬雀跃万分，认为自己预测准确，胜利了；思想较为复杂而成熟的刘达凡又怎能不苦恼、不大失所望呢？
写到这里，也该停止了。计算一下，此书共含 字，这自序有意无意也与书中各章竞长，东拉西扯，洋洋洒洒，已超出万言。由打算至决定自资出版，不受某些人为的约束，自然变得十分“放肆”。已经许多年没有自掏腰包出书了，不知这样做也是件好事。老实说，这几年来，我做了好几件“破纪录”的事，但没有一件是“破”得像这回那么令人爽快的。是为序。
2/5/2018于吉隆坡甲洞
（全文续完）
（南洋文艺，11/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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