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7日星期三

我的城寨岁月

作者1954年毕业证书

【散文】刘谛(新加坡)

《城寨英雄》,这香港电视剧集在两年前首播时曾风靡一时,最近新加坡的电视台在重播,我看了两集,总觉得不是味儿,其场景与人情,皆与当年(上世纪50年代)我居住过的九龙城寨有颇大的差异。

九龙城寨,原名九龙寨城,我们当年都叫作“九龙城砦”,还没有剧集中所出现的高楼。1953年中,我11岁,要升读六年级了,因家境极困,父母亲把我托付给住在城砦内的大姑妈,入读一间学杂费全免的义学——汉文师范同学会第二日校,那是区内唯一的学校。

姑妈当时是受雇为人看顾房子,那是两层的粗陋石屋,楼上租给人开鸦片烟档,她和我住在楼下一间没窗户的小房间。城砦全区都没有卫生设备,也缺水供,只能共用港府设置的几个街喉,和唯一的一间粪桶式公厕。电供是由私人经营的,主要是照明,电力不足常断电,姑妈为了省钱,用火水灯(煤油灯)。

住进城砦前,只听说那是个所谓“三不管”的地方,后来才从学校老师那里知道,当年清廷割让香港出租九龙新界时,在清朝力争下,约六英亩多的九龙寨城仍归大清管辖;民国和人民共和国先后成立后,却都无心管治,而港、英政府在原则上则无权管理,寨城便成为了“三不管”的怪胎。然而,在实质上,香港警察还是有插足其间的,为的是收贿!那是后话了。

走进地势比区外稍低些的城砦,我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那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各式各样的陋屋搭建得挤迫而杂乱;垃圾处处堆积;窄巷阴暗潮湿,水沟则都泛着粪便浊臭不堪;屋檐下和巷顶上,电线乱七八糟地纠缠交织着。那是一种令人恶心晕眩的污秽与无序!然而,领着我的大姑妈却走得那么的泰然自若,只叮嘱我说:“要睇路哦,顾住唔好踩到啲水氹和污糟嘢。”

11岁的小毛头,第一次离家生活,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何况以前在大陆住的还是深院大宅的府第,现在却要住进一个那么龌龊污秽的地方,那印象像是敲进了脑袋似的,怎么都拔不掉。

住进去后,少年心性容易适应,对这些表相倒是慢慢地习以为常了,无论如何,日子还是要过的。我共有兄弟姐妹9人,大姑妈从小便最疼我,和她一起生活没有一点儿压力。她把房里屋外都整理得很整洁,门前有一小小块空地,我多是坐在门槛在苹果箱上做功课,夜里点盏火水灯,她不识字,看到我埋首用心她会欣慰地笑。她在屋旁搭起的小厨房煮食,我帮不上忙,但我会尽量帮着在街喉轮候和挑水。我和她同睡一张木床,她自小从木鱼歌、龙舟说唱和讲古佬那儿听来很多民间故事和典故,睡前总会讲些给我听,姑侄俩在那特殊的环境下相依,过得倒也平安和顺。

学校克难地设在一间弃置的大屋里,我一直以为是旧祠堂,后来才知道是清朝时的旧衙门。已经非常破旧了,校方用旧木板粗略地分隔成六级6班,上课时会听到低年班的朗朗书声。一到大雨天便到处漏水,除了放桶罐接水外,还要移桌搬椅。环境虽然很差,但师范毕业的老师们,教学都甚为认真。贫苦的地方总有义人义行,对校方和老师们,我迄今仍满怀感恩。没有这间义学,我可能早就失学了,更遑论大学毕业。

在日常的生活中,因都是一、两层的陋屋,贴密却又开放,我们有互相照应的好邻居,我也有互相切磋共同玩乐的好同学。虽然处在一个贫苦而又极为龌龊混浊的环境里,但贫民自有贫民的生活,并不觉得太受外力的干扰,如今想来,毕竟还算是个堪忍的人间世。

而在另一个面相,正如人们所说的,城砦这“三不管“的香港怪胎,黄赌毒使得它藏污纳垢,是罪恶的温床,且几乎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也确实如此,区内鸦片烟馆、赌档、鸡窦(妓寨)和脱衣舞场林立,贩毒尤其猖狂,白粉、红丸等毒品的买卖明目张胆,在街巷间随处可见。

那里有很多人的梦是黑色的,没有明天,当然更没有彩虹,特别是那些吸毒者。在我脑海里,有一个景象永远都无法抹除,那就是城砦里唯一的公厕,它本是个供人排除污秽的地方,却更像是地狱的边缘!

公厕是港府以混凝土建的,外观比民居坚固方正得多,但却臭气熏天。内里开放式地以矮墙隔成好几个小间,间内两侧有两片水泥踏板,中间放个铁皮粪桶在下面。本来应该每日有工人前来收集清洗的,但事实却非如是,常见桶内爬满蛆虫,厕间秽渍处处,地上尿液横流,逐臭的苍蝇嗡嗡乱飞就更不用说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如此污秽至极的环境里,却常见有道友(吸毒者)蹲坐在踏板上“追龙”,有时一人有时成双,以锡纸盛着白粉(混合海洛英的毒品),在蜡烛上加热,白粉受热成烟似龙,道友以吸管或筒状物追之吸食。他们都看来面色灰败,瘦如骷髏,恍似来自鬼域,强睁着无神的双眼,旁若无人、无蛆、也无秽地就只盯着那飘烟。我当时年少无知,但觉困惑好奇,带点儿厌恶也觉着些儿可怜。后来长大些才明白,那是毒海的沉沦,像陷进了一个无形的漩涡,不能自主地至底方休、至死方了啊!而事实上,在我居住城砦期间,就曾亲眼目睹过逾十个道友卧尸厕间厕外,大部分都是在清晨如厕时看到的,有些身上还爬着蛆虫染满秽渍。他们的生命卑贱得没有人愿意多看一眼,也没有人在乎他们将会被清理到那里去!

九龙城寨后巷(网络图片)

毒品在区内横行,港府警察绝对是难辞其咎。虽说港英对城寨并无管辖权,但警察还是可进区内执法的。他们通常是成群结队地出现,不敢落单,给人的印象是去冚档(扫荡非法场所)。非法场所都会“派片”(原是黑社会语,即用钱行贿),当年的警务人员贪污严重,他们定会收“片”包庇,冚档只是做个样子,给顶层和大众有个交代。我当时住在鸦片烟档的楼下,便曾耳闻目睹过他们特殊的关系和行动。

二楼的木楼梯设在屋外,上落都要经过我常坐着做功课的门口,有些烟客还偶尔会摸摸我的头说:“乜咁勤力呀!”。管档的杨叔和我们很熟,很和善,看不出是坏人(但贩毒的确是害人的坏事了),为满足我的好奇心,还带过我上楼并随兴讲了一些他们的行内事。烟档内没有床,烟客都躺在草席上,多是成双地侧身共对着一盏烟灯,轮流共用一捍烟枪,也有单人独用的。平常总会有十来个烟客,烟味很浓也飘得远,很容易知道这里有烟档。杨叔告诉我,所有非法场所都要派片,烟馆片费最重,赌档次之;警方要来冚档前会先预告,并警告一定要演得似真的一样。我问他:“我看过几次你们楼上逃得鸡飞狗走、飞檐走壁,是真的还是假?”他笑着说:“以前未派片时是真,派片后是假的。”他还告诉我,为了假得“像”,除了那些逃跑的道友是演的外,还要雇一两个道友逃不掉被拘捕担责,和需要留一些证物被搜获带走,如烟枪、烟灯、挑烟膏的长簪、装有鸦片的烟盅等等,烟枪是最廉价甚至不能用的竹烟枪,而烟蛊内装的却是极浓的黑酱油。很荒诞的实事,杨叔说来有些儿得意,十一岁的少年都放在心里了,带着惊叹号!

我也问了在公厕看到的情况,他说那些是白粉友,吸毒者通常分三个阶段:鸦片、红丸、白粉,价格和对人体的伤害则成反比,白粉相较最便宜也最重瘾最伤身,抽鸦片的因价昂最终多会成为白粉友,有者甚至会成为公厕的死尸。他说到最后,指着那些躺着的道友加了句:“千万唔好学佢哋同我咁,呢世人冇用咯!”还长叹了口气。他从不提自己的身世,就算说了,我这小毛头也不懂那比贩毒与受贿更为复杂的世情!

世情还真难明,我小学毕业后,区内无中学,我依亲到港岛的一位堂伯娘家,并进了附近的初中。但不久后,双亲为了省租把家搬进了城砦,并要我考进城砦界外的一间慈善中学念中一下学期。快开学了,家却又辗转搬到更廉租但偏僻的鲤鱼门,我转而投亲到住九龙的大表哥家,两年半里他搬了4次家,其中半年又是搬进了城砦。这段经历我写来都觉别扭折腾,但那也正反映出那些年我家境的极度艰困,和双亲对我接受学校教育的重视和执着。

算来我在城砦先后共住了约两年,离开时已14岁,也懂事多了。这三不管的地方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陋屋多了些但还没电视剧里的高楼。区内居住的大都是贫困的良民,只因无力承受区外昂贵的租金而迁居来此,过着简单刻苦的生活,打工仔女还是到区外去谋生。而绝大部份的嗜毒者、赌徒和寻芳客都来自寨外,那些经营者亦然。纵然是罪恶渊薮,但那年代,在我的亲闻目睹中,黑暗面并没有太大地干扰到良民,也许,贫苦者具有一种特性,对恶劣的环境,为了生存,隐忍的无奈会化为默默前行的力量!

九龙城寨于1987年开始分阶段清拆,那是中英政府达成香港回归中国的协议后决定的。1995年在原址改建成“九龙寨城公园”,美丽的园林景观把罪恶和污秽都隐藏在历史里了。数年前赴港偕妻游园,看到几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开心地用手机到处拍照,我心中暗自喃喃:“你们拍不到那些旧观往事啦!这锦鲤如织的水池边就是当年的公厕,那翻新过的清朝官府衙门,不就是当年培英育才朗朗书声的义学吗?”

(2018年10月完稿)

(南洋文艺,18/10/2018)
发表评论